周朝灭商以后，姬姓天子分封天下，姜尚受封齐国，这个在《封神榜》里呼风唤雨的大巫师究竟是否具有超自然的能力我们不得而知，但从齐国的地理位置来看，身为异姓的姜子牙并没有后世想象的那样受重视。但齐国在随后的数百年里却如疾风骤雨般迅速崛起，并晋级春秋“首霸”，这就不得不提到管仲，这位古代经济大师的超前思维以及类似凯恩斯主义在先秦的实践。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齐桓公和管仲都算不上“贤者”，桓公自诩“三好”，即好吃、好田、好色；管仲则是一个逃兵和失败的商人。然而就是这样一对活宝，却开创了齐国的霸主纪元，并且留下的治国思想惠及如今。周朝的统治中心在黄河中游，这里人口稠密、土地肥沃，而彼时的山东半岛却荒僻偏远，属于未开发的蛮荒之地，这一点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但也与两千年后的改革呈现出共同的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

殷商时期的社会要比后世更加重视商业，西周建立之后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认为是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自此以后重农抑商成为社会的主旋律。但显而易见，管仲走的是一条与周天子完全不同的道路，齐国对商业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农业，比起其余诸侯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早年间经商失败，但这位政治家显然明白商业的赢利能力远远大于农业，而振兴工商则是实现富国强兵最便捷有效的途径。

​齐国地处海滨，渔盐之业甚为便利，但远离中原腹地，如何吸引天下商贾便是摆在管仲案前的第一个难题。为了刺激市场，管仲规定鱼盐等物可以自由出口，关隘只做登记而不予征税；外国商人来齐国做生意的，来一辆车的提供本人食物，来三辆车的提供马匹饲料，来五辆车的提供差役仆人。结果很快便形成了“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局面，甚至《战国策》记载齐都临淄“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实行低税率吸引商贾，商人们是来了，税收岂不是依然原地踏步？如果这样想，就再来看一组数字，单以临淄为例，居民高达三十万人，而同时期西方最繁荣的雅典不过五万人。有这样庞大的人口基数，即便是税率再低也架不住规模大，所以齐国的富有在当时来说位居各国之冠。而且管仲在替国君敛财上手段极为高明，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就不再对布征税，而征之以原材料麻；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帛，就不再对帛征税，而征之以原材料丝。这样一来，布和帛就会因原材料价格上涨而暴涨十倍不止，最终获利的还是国家。

​“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尽管只有简单几个字，但其中包含的智慧却一直沿用到今天。

在古代，只要一个人活着，他的生活就离不开盐和铁，那么只要国家把出铁的山和产盐的海垄断起来，试问你除了向官方购买盐铁之外，又能向谁购买呢？而接下来就简单了，万乘之国人口千万，如果征收人头税，每月至多三千万钱，而且民怨沸腾；如果将税收加在盐价里，每月少说可得六千万钱，而且无人可知，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管仲的狡猾。

​后世以勤俭为美德，而管仲是极端享乐主义的代表。这个人不仅生前就占据两座宫殿，而且死后也靡费甚巨，管仲的享乐显然不单是为了纵容感官，实际上他有自己的理论依据。在其看来，只有富裕的人不断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如果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亦即“俭则伤事”。他曾提出，年岁凶歉的时候国家不仅不应该减少开支，反而要大修宫室台榭，并且优先雇佣失去家产的赤贫者。单就这一点来说是不是与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在管仲留下的种种记载当中，尤其令人称道的就是“以商止战”。尽管齐国富裕无比，军队装备精良，但管仲却极少用兵，甚至终桓公一世，齐国也只是消灭了谭、遂两个小国而已。与武力打击相比，管仲更乐意使用商业手段。当时鲁、梁都是东方大国，且两国民众善于织绨，这种光滑厚实的丝织品可以裁剪服装，但价格昂贵。管仲建议桓公及贵族带头穿绨，很快普通民众也争相效仿，有齐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鲁、梁两国的绨开始供不应求。

​但奇怪的是，管仲一面大量进口绨，一面严禁本国百姓生产，很快鲁国和梁国的百姓荒废了农时，粮价暴涨。此时的管仲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他下令封锁关口，不准再进口一片绨，我可以不穿漂亮衣服，但你不能不吃饭。结果鲁、梁直接崩溃，国君不得不遣使修好，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毫无疑问，管仲的经济思想是超前和独到的，但这种“和平称霸”的策略最终没有贯彻后世。进入战国之后，以武力吞并为手段的军事冒险，显然效果更为明显和直接，这位古代的凯恩斯主义者也最终为暴力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