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文明的开创者管仲

受到犬戎威胁而被迫东迁的周王室在新的都城安居近半个世纪后，约前723年，一个周王室的同宗远亲，齐国的大夫管庄的一个儿子出生了，这就是知识渊博的超级天才管仲。管仲与好友鲍叔牙一起做过商人，这不仅让他见多识广，也与鲍叔牙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相互成为知己。

管仲辅助的公子纠在与鲍叔牙辅助的公子小白的齐国君位的竞争中失败，公子小白成为齐桓公，公子纠被齐桓公所杀，管仲自然也是齐桓公计划杀掉的人员之一。幸得鲍叔牙的极力规劝（鲍叔牙说管仲乃天下奇才，要桓公为齐国强盛着想，忘掉旧怨，重用管仲），管仲不仅没有被杀，而且还被重用，代替鲍叔牙辅助齐桓公。这与后来的李世民重用魏征的情况有些类似，这也显示齐桓公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君主。配上管仲这样的洞悉人性的超级天才，干出一番影响深远的事业，也是水到渠成的。

在政治方面，管仲建立了一套严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级官吏的办法。比如在官吏的任命与管理上，要“以劳受禄”、“受禄不过其功”，“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

管仲从新规划整顿了齐国的行政管理：“叁其国而伍其鄙”。这一政策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群体，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

所谓“叁其国”，就是将齐国国都及其郊区分为三类地域，提供士兵的地域，手工业生产的地域，经商人口的分布地域这三个不同职能区域分别建立各自相应的政府部门管理。在总计的21乡（《国语·齐语》记载，每乡有两千户）中，手工业者占居3乡（大约6千户），商业人口占居3份（大约6千户）。国都附近人数最多的自然是占据15乡的士兵家庭，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每家可以提供一个士兵，一乡2000个家庭的可以提供2000人的士兵，五乡就是一万士兵，加上专职军官等人，大约11000人为一军，由五乡元帅率领。15个乡共计3万多军人，分为左、中、右三军，由齐君率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

士兵家庭之间团结居住，夜间作战，听到声音就能辨别出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比如最基础的轨中的五家，世代相居在一起，利害祸福相同，能“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这样的亲兵军队战斗力很强，逐渐成为各个诸侯国的军队组织模式。

在齐国广大的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之地，农户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约3000户农民），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约9000户农民），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共计5属（约45万农户）。每属设大夫，共设五大夫。每年初，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这就是伍其鄙。

在齐国都城附近的21乡，42000个专业家庭，以及若干权势家庭。每个家庭按照4口人，包括权势家庭在内按照4.5万个家庭计算，齐国都城及其附近大约有18万人。这自然不是齐国人口的主体部分，鄙野之地的四十五万农户的大约180万人才是齐国的人口主体。加上鄙野之地上万人的权贵，齐国应该有200万人，如果真的如此，春秋时期的华夏人口数量应该会是很壮观的，会在千万以上。

齐国农业粮食生产平均大约十税一，农户自己消费自己生产的90%的粮食，可有10%的余粮上缴，180万农村人口，供养18万国都人口是正常的。因此可以推断国都的3万多军人及其近10万的家属是不搞农业的，这些军人是专职军人，一人当兵，全家不饿。这些情况也显示，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的自我武装程度是较低的，并不是战国时期的全民皆兵，此后，各国逐渐加强的生存竞争程度，逐渐让国民武装程度提高了近十倍。

从这些行政规划整顿措施可以看到，在诸侯国内部，传统的分封制应该已经基本不存在了，而是变成了具有明显上下级隶属关系的行政规划体系了。以及上面介绍的官员考核提拔等措施上看，似乎也与按照血缘关系的分封制没有关系了。其他诸侯国的情况不太清楚，但在齐国，经过管仲改革，已经基本没有分封制的位置了，已经基本属于中央集权的行政关系了。

这种士、农、工、商各就其业的专业化分工，让术业有专攻，有利于提高各个行业的水准或有利于行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手工业的发展尤为有利。当时的一些手工业属于当时的高精尖产业，其人口汇集一起，自然有利于他们的经验交流，促使技术进步。

管仲认为，这种民分四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通过这种居住区域的主动隔离，可以减弱各阶层的相互嫉妒或羡慕程度，有利于人们安于现状；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西周和春秋前期，华夏地区武装程度还不高，西周时期，可以以整体华夏地区的力量抗御周边的骚扰，来自周边的威胁，问题不大。西周末期开始，周王室权威衰落，难以统领各个诸侯国，华夏地区逐渐实际处于大小诸侯国的林立状态，华夏地区难以以整体力量抗御周围的蛮族势力的骚扰，也就是力量分散了，蛮族地区势力显得强大起来了，成为华夏地区的一大威胁。

让齐国富强起来的管仲做出了最有利于华夏族群的最佳策略，引导齐桓公把齐国的强大国力运用到维护华夏族群利益方面，帮助周边诸侯国反抗外来侵略。树立“攘夷”这个有利于华夏族群的政治正确大旗，引导着此后的其他春秋霸主。填补了华夏地区在春秋前期的对外力量空缺，这是管仲的一大杰作，因此被后人称为“华夏文明的保护者”。

周王室后人身份的管仲也鼓动齐桓公拉起了“尊王”这杆政治正确大旗，与“攘夷”合起来就是“尊王攘夷”，“尊王”效果不知如何？但“攘夷”效果影响很大，打败侵燕的北戎，制止了狄人的侵袭。孔子称赞管仲说：“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毫无疑问，管仲是抗击外敌，捍卫华夏民族利益的伟大民族英雄。

管仲最有影响的改革是对传统“井田制”的改变，这也是管仲最为深邃智慧的体现，最具有创造力的制度创新，是中国耕地制度的最重要改变，这是东方文明大爆发的耕地制度基础。这就是管仲的“均地分力、与民分货”，把公田的土地折算分配给农民，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劳动者与土地所有者按一定比例分别获得土地收益，变劳役地租为分成制的实物地租。与之配套的是“相地而衰征”的赋税改革，依据土壤的肥瘠情况征收数额不等的赋税。还根据收成丰歉而“衰征”，当时的齐国政府每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估计，齐国的平均农业税负大约是十分之一。

《管子·乘马》中说：“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会自觉地早起晚睡，全家人都关心劳动，不辞劳苦地经营。若不实行均田分力，地利就不能充分利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不告之农时，人民就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不积极干活。”如此深刻的认识，就是相当一部分现代人，也难有如此认识。“井田制”时代，人们被管理着劳动，实行类似现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就自觉劳动了，不仅政府的管理负担下降了，更主要的是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效果就好多了，齐国征收到了堆积如山的粮食。

管仲开启的“废井田”好处明显，自然会被邻国相仿，自此，华夏大地开启了自东向西的改革浪潮，300多年后，终于波及到了距离最远的秦国，促成了秦国的崛起。历史学家吕思勉说，“春秋时期华北平原的东部经济文化最为发达”，何以如此呢？吕思勉没有说。实际上就是超级天才管仲的产生，促使齐鲁大地率先进行土地改革，开始引领华夏文明。这就是偶然性因素（比如管仲这个天才的产生具有偶然性，其走向齐国领导核心也具有偶然性）带来的地域发展程度差异的实例。

人们对公共财富的使用往往“竭泽而渔”，这是政府没有有效行使公共产权的负责人身份所致。因此制定了公共地域内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的法规，从而体现了政府作为公共财富产权负责人的应有身份。这是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这也体现了管仲对公共产权的深刻领悟。

深刻领悟经济学原理的管仲对税收进行了创新。比如，齐桓公与管仲商讨增加政府财力之策，齐桓公主张对房子、树木、家畜等征税，管仲逐个否定，在他看来，直接向国民收取财物，自然会导致国民的不满。最佳方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并提出了“寓税于价”的方法。指出“唯官山海为可也。”也就是政府垄断盐和铁的销售，从而促使其价格高涨，获得超额利润，等效于征税。也就是征税于无形之中，减弱国民对征税的不满。管仲以自己对经济学的领悟，进行的这个创新对齐国很有利。当时的齐国只是诸侯国之一，相对其他诸侯国具有盐和的铁的生产优势，通过垄断销售可以赚取更多的盐铁出口收入。当然，征税于无形之中，也可以糊弄自己国民。

此后的一些政权，似懂非懂，如法炮制盐铁垄断。齐国垄断盐铁销售可以获得丰厚的出口收入，你大一统王朝也垄断盐铁，又是何必呢？更为夸张的是，有些比葫芦画瓢者，不仅垄断盐铁销售，还实行盐铁生产的国有化，导致盐铁生产效率大幅度下降，生产成本维持在较高水平状态，以至于国家垄断盐铁销售也难以获得较多利润，盐铁垄断销售的税收作用大为下降。这样的东施效颦确实可悲，这样的东施效颦例子还不少，这是后人没有正确领悟管仲盐铁垄断销售内涵的悲剧，这不是管仲的错。管仲是这样做的：敞开盐池让民间自己出产，由政府统一收购和出售，刚开始的时候，齐国销售到其他诸侯国的盐的价格可以是成本价的几十倍，赢利非常丰厚。对矿山国有民营，敞开冶铁作坊业，由民间自主经营，政府只对生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从而获得铁器垄断销售利润。

管仲深刻自悟了市场经济的内涵，进行了一系列的降低市场运行成本和国际贸易成本的策略。比如，在国际贸易领域，依靠齐国的霸主地位，斡旋降低各个诸侯国的关税，使其处于1%的低水平状态，极大改善了国际贸易环境。

管仲逝世75年后，“老子”出生，又过20年，孔子出生。生活在华夏文化的两大奠基者之前，几乎是文化的蛮荒时代，管仲却有如此深邃的认识，确实了不得。管仲较大的影响了孔子，也是法家的开创者，对此后的诸子百家有着较大的影响，更是空前绝后的古代经济学家，其对经济理论的认识水平，可以与现代经济学者媲美。因此，说管仲是春秋文明的开创者是不过分的。

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促使粮食单产的提高，导致人口密度的增大，进而促使社会运行效率提高，促使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而生活水平提高和人口密度增大都促使社会发展速度提高，华夏文明发展逐渐加速，将要走向大爆发时代。

管仲像

这位伟大的市场经济学家，开启了春秋战国改革的第一推动力，格外超前。改革的成果刺激着各个诸侯国，最终促使华夏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地最终从国有制逐渐走向了私有制，结果是农民劳动积极性大增，开垦荒地的热情大增，带来了人口的倍增，经济的大发展，为春秋战国时期辉煌的华夏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