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事变自然要从广州国民政府说起，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于1931年5月，其主要人员有，胡汉民，孙科，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成立之初就获得了大量日本支持，包括日本陆军部在内。都给予的大量的支持。1931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逼迫蒋介石下台，此时蒋介石电令张学良死守锦州，结果蒋介石突然下台，导致张学良退守山海关！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2月1日，西南派的邓泽如派人秘往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向日方通报了西南派关于“广东独立”的计划，拟悄悄脱离国民政府，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以达成实施反蒋运动的目的。

936年6月两广事变后，宁桂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图中自右起为白崇禧、程潜、居正、朱培德、李宗仁、黄旭初

张学良下野是在一二八事变之后，并非918不抵抗，也并非长城抗战不力，只因为与汪精卫“交恶”1932年9月派遣陈中孚赴东京，探听日本的口风，回国后广州政府商议对张学良政策，同时向日本方面提出如下策略：促使张学良下野，由张承担中日关系陷入困境的全部责任；借讨伐张学良之机，在武器与财政方面请求日本支持，使广东在反蒋方面成为与华北相匹敌的策源地。

1933年，李宗仁向日方提出给予精神和物质方面援助，在1934年广西派遣了两批飞行学员去日本进行战斗训练，并聘请大量日本人做广西的军事顾问，教官。参观日本秋操训练，订购的大量的武器弹药以及9架飞机。

对于这些事实，无法掩盖，白崇禧曾作过公开辩解，他称“中国一切落后，特别是军事总不及人，所以要聘请日本人来帮助我们，我们将来可以用日本人代我们训练的陆、空军和向日本买来的武器打日本，正合我们广西的俗话，‘借他人的拳头来打他人的嘴巴’”。

对于这些事，辩解的在堂皇，也是多么苍白无力。首先中日是敌对国家，日本的军火商人都是政府行政的，对敌对国出售军火，日本人脑子不好使么?还有人为其辩解称,李宗仁效仿张作霖,只在口头答应,实际并无妥协。这种更为好笑，张作霖时代，日本进驻东北，已经是在北洋时期形成的事实情况，有《二十一条》规定，张作霖也不想用日本的顾问教官，谁愿意把底牌给别人看，张作霖时代中日不是交战国，张作霖也清楚日本野心勃勃，尽量去日本对部队的影响。反而李宗仁在918和一二八之后，开门揖盗。

“自1932年后，日军不断秘密派遣代表前往西南联络接洽，前后不下百人之多。较重要者有：1932年日本军部宣传班长根本赴粤访问萧佛成；1933年日本参谋部部长梅津、日本公使松村先后赴粤访问陈济棠；1934年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中村率舰访问广州拜见陈济棠；1935年2月，日本舰队司令白武源访粤；3月，土肥原赴港访问胡汉民，4月，再赴广州拜访邹鲁、陈济棠，5月，再飞南宁拜访李宗仁、白崇禧，征询其对“中日亲善”的意见后，返港再访胡汉民；6月，松井石根赴粤访问陈济棠；同月，冈村宁次亦先赴广州拜访李宗仁、陈济棠，再赴南宁拜访白崇禧……其余不知名的日本情报人员在西南的秘密活动规模有多大，则未可知。”

李宗仁回忆录中也写到:

九·一八以后的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军人中如土肥原贤二少将、板垣征四郎少将、铃木美通中将等等，都是后来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要角。……对于这些日籍访客，我总是开门见山毫不保留地痛斥日本强占我东北的狂妄行动。

两广事变，提出的口号是“反蒋抗日”，而所谓的“抗日”是日方已经达成谅解的。两广军队虽然高调宣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但日本政府却多日“一措词至温和之抗议而无之”，桂系不但仍可毫无障碍地自日本购买飞机、军火，日本军方甚至还在事变后派遣约100名军官前往粤军担任陆海部队顾问，协助指挥作战。该年6月，日本驻德国大使曾对德国外长道出真相：“许多日本顾问正在为广州政府工作，而众所周知并在世界上流传甚广的所谓广州政府反日的观点是错误的”，

这件事可以从两广事变广东失败后蒋介石直逼广西，李宗仁才驱逐日本顾问教官略窥一二。

两广事变,更是一幕日本默许并以军火、技术支持的"抗日壮举",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离奇而又滑稽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