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人称“半山先生”，江西抚州人。

北宋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改革家，他任参知政事期间主持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幼时曾叫张白圭，江陵人。

明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变法”。

无论是王安石或者张居正，都已经进入了所处朝代的中晚期，北宋和明朝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政治困局。作为统治阶级上层的精英人士，王安石和张居正都希望通过变革，进行王朝的自救行为。

正是在这种相近的历史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基于这个相同点，本文就两次变法进行对比和分析，着重发现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的不同之处。

王安石变法进行之初，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甚至于统治阶级最上层的反对声音就特别大，而最后王安石本人也因变法不利而遭到贬斥，很快便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是褒贬不一,但基本上都认为这次变法根本不能与后来的张居正变法相提并论。

明朝的张居正变法与王安石变法最大的不同,就是张居正在世之时，一系列的改革得到了全面推行。虽然在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几乎被明神宗全部废止,而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甚至差点儿被挖出来鞭尸。但到了万历末年时,许多人开始感念他改革带来的益处，认为他执政当权的十年间，尽管大权独揽，甚至存在排斥异己的行为，但总体上却是“海宇清晏,蛮夷宾服”,谈得上是一个完全称职的大明首辅。

尽管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为了救弊图兴而进行的改革,改革的初衷也都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的自救，两个改革也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们两人的改革，却产生了极为迥异的社会效果。究其原因,主要由于以下五点 ：

一、认识不同

其实两次改革都是封建社会上层的自救行为，因此必须依靠皇帝的绝对支持才能推行，因为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从这点上讲，两次改革没有太大的区别，唯一的不同就是，张居正认识到了这点的重要性，而王安石却没有认识到，或者说认识的还不够充分。

认识到这点以后的张居正，从改革伊始就赢得了统治阶级上层的鼎力支持。明神宗刚即位时,还是个10岁的娃娃,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意识。因此，张居正若要获得这个娃娃的支持，必须获得娃娃背后的人支持。

明神宗背后最亲的两个人，一个是老妈李太后，一个是太监冯宝。这两个人，张居正在成为首辅前就已经搞定了。于是，他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首辅,又顺理成章的在二人的支持和配合下，赢得了小皇帝无比的崇拜和信任，简直被小皇帝视为偶像，奉若神明。这样，利用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的影响，张居正顺利的举起了皇权的尚方宝剑，一路砍伐，顺顺当当的开始了改革。

万历五年(1577年)时,张居正的老爹在江陵病逝了,按照封建的礼制要求,他必须回原籍守孝三年。然而，此时的改革刚刚进入到关键时刻,旧的制度还没彻底废除，新的制度尚未完全确立，一旦离去,之前改革的努力将付之东流。因此，张居正清楚，自己此时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而身为当事人的他，无论如何不能直接明言，否则就有“恋权”之嫌。

对于别人办起来很费劲的事情，在张居正这里完全OK。紧急联系了太监朋友和太后朋友，两人很快出手，明神宗被搞定了。

于是，依照排练好的剧本，当张居正上书请求回家守孝时，明神宗当即下旨“夺情”:

父制当守,君父尤重。

明朝时，内阁讲究按资排辈，一个撤了另一个才能进。大家眼看着首辅张居正该撤退了，后面排队的人也都能进一步，结果皇帝突然来这么一出。于是，朝野大哗,甚至有人纷纷上疏:

国有非此不可以为国,家有非此不可以为家,人而非此则禽兽矣,中华而非此则夷狄矣。

啥意思？核心意思就是一句话，我们反对张居正耍赖，因为之前大家都是这么玩儿的，凭啥到他了就改规矩。明神宗也特别干脆，直接下旨:再议此事，诛无赦。

在这种皇权的超级支持下,使得张居正得以集中精力，全面推行各项改革措施的继续推进。

当然，现在后世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明神宗对张居正的支持，基本上是受李太后和冯宝的影响，还有就是张居正长期严格管束所产生的敬畏心理,绝对不是皇帝内心的真实反映。但无论如何，神宗在改革过程中的确是给予了张居正强力支持,至于因何导致了这么强力的支持，似乎对改革本身而言，已经不重要了。

而反观王安石，宋神宗对他的支持，可谓是少之又少，甚至在后期开始处处制肘。

熙宁元年(1068年),屁股还没坐热的宋神宗就慕名将王安石着急忙慌的调入京师。《宋史·王安石传》记载：

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

宋神宗很快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主持变法事宜。此时的神宗皇帝，对变法充满了无限美好的幻想,丝毫没有考虑到变法存在的阻力以及如何化解，基于他对王安石的支持,变法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但是,随着变法和改革的推进，各种阻力也日益严重，甚至于神宗的奶奶和老妈都跳出来反对变法，各种势力齐声“倒王”。此时的宋神宗，也开始对王安石有所动摇，不再力挺。

事实上，宋神宗时期的土地兼并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土地日益集中到各地主和权贵手中，无田地的农户已经越来越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宋史·食货志》记载:

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

为了解决这种现象，王安石在变法中推行了“青苗法”，限制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是，此举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力反对。原任宰相韩琦上书宋神宗，指责青苗法存在诸多问题,《宋史·韩琦传》记载：

上赞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事。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

虽然，王安石作了辩驳和解释,但神宗皇帝仍旧半信半疑。最后结果，王安石不得不“称疾家居”才算了事，艰难度过了这场风波。

举韩琦的事例，并不是说韩琦是一个顽固派的权臣或者奸臣。事实上，韩琦同样是北宋的一代明相，而且他提出的问题的确在变法过程中存在。我只是说，在越来越多的质疑面前，宋神宗逐渐怀疑，甚至不再支持王安石的变法工作了。

这样，宋神宗对王安石的变法进行各种掣肘也就易于理解了。变法之初,宋神宗曾答应全力支持并表示不为“异论所惑”，但在一次次的阻挠声中，日益动摇改变了。对神宗的这种态度转变,王安石也有所觉察,自叹“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

这些情况都表明,当反对派大举进攻新法时,神宗的摇摆性和两面性就暴露出来了,反对派抓住了他的这一弱点,给王安石的变法工作，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二、策略不同

王安石担任宰相后，为了大力推行变法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施政措施。《宋史·王安石传》记载：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这种观点，虽然旗帜鲜明的反映出他变法中兴大宋的决心，为支持变法的势力注入一针强心剂。但是，这样大张旗鼓和明目张胆的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誓死反对，为尚未真正开始的变法工作树立强劲的敌人。

《宋史·纪事本末》记载范纯仁上疏:

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

后来，范纯仁再向宋神宗上《尚书解》:

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

事实上，作为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也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保守派和顽固派，他是当时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之前，他并不反对“渐进式”的变法，只是希望宋神宗不事更张,不要大举推翻“祖宗法度”。

王安石亮出的变法大旗太过晃眼，不要说顽固派反对了，就连一些中间派也跳出来阻拦。使得他的变法变成一个人的“独角戏”，没有盟友，全是敌人，自然会遭遇到最强大的阻力。

而张居正则不同，他低调变法，潜移默化地推进，没有将新法树成所有人都反对的靶子。

隆庆五年(1571年)时，他借会试之机，亲自撰写了《辛未会试程策》，开始间接阐述他的变法思路：

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

说明，张居正他主张的变法，应该以顺应民心作为要点,开始向“法后王”转变。但为了不引起过度的阻挠，他又说“法后王”并不是完全更改太祖所制定的各项制度。此时，张居正还耍了一次滑头，他提出，对于秦汉和唐宋等历朝历代的君主而言,明太祖虽然是大明的开国皇帝，但也是“后王”。因此，他诡辩“法后王”其实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应有的、但尚未被体现出来的原貌,革除现有的一些弊政。

张居正任首辅后,在明神宗公开策对时表示:

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

但是，在单独的奏疏中，张居正却这样陈述:

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

这样,王安石和张居正两人的各自特点，就鲜明的展现出来了。王安石低调做人，高调改革，言语耿直，大张旗鼓的进行改革，得罪了所有几乎能得罪的势力；而张居正则高调做人，低调改革，始终公开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即便是随着变法的深入，不能再继续团结时，也没有让这些势力一股脑儿的跳出来结盟，反对自己的变法。

相比之下，二人策略的高下水平立现。

三、步骤不同

由于北宋中后期时，朝廷一直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王安石变法,很大程度上首先着眼于此，他一开始就开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最关键，也是最核心的吏治改革。因为，无论多么好的政策和制度，都必须依靠官员去执行和推广。

为了迅速缓解“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一口气颁布了“农田法”、“青苗法”、“水利法”、“免役法”、“保甲法”、“市役法”、“保马法”等等。王安石选择把改革的突破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首要目标。或许他认为此举最容易出成绩，也最容易坚定宋神宗的变法决心。

但是，如此频繁的颁布法令，历史上从未有过，即便是战国时期非常激进的“商鞅变法”，也没有王安石这么心急和密集。假如，你是当时的北宋百姓，或者是官员，面对如此密集和频繁的法令，你会作何感想？你会反感，进而反对，这是一定的！因为这明显违背了常理。

而且，由于新法推行过于急迫，在推行过程中又用人不当,措施不力，一些地方官吏在新法推行中好大喜功，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的“恶法”,明显违背了制定新法的初衷。甚至于，不仅遭到了地主阶层的反对，连最受益和最应该支持新法的百姓，都反对新法,想想也可悲，真不知道王安石变法是在给谁变？全国上下统统反对，焉能不败？

《宋史·吕诲传》记载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

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陛下悦其才辨而委任之。初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

和王安石的毛躁相比,张居正就显得非常老成持重许多，一点都不急功近利。在他看来,变法要一步一步来，而且步骤决不能乱，否则必将事倍功半。

《明史·张居正传》记载：

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

在明正德和明嘉靖年间，朝廷也进行了局部的改革，后来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由于没有彻底解决吏治的问题。所以，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尽管当时的朝廷已经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第一时间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

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颁布了“考成法”：

（一）、注重工作实效，进行相应考核，提高行政效率。

（二）、不能墨守成规，要结合自身岗位推陈出新。

（三）、严格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及时汇报工作进度。

（四）、完善监督机制，上下监督和同级监督相互配合。

先拿吏治开刀下手，尽管存在巨大难度，但却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机构的效率,改变了原来昏聩的官僚组织。也算是为自己接下来推行的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促进了以后的各项其他改革。

四、方式不同

王安石变法时,对于反对派毫不留情，一律打击和排挤。如果说从扫清变法障碍的角度来看,此举似乎也无可指责，毕竟，政治从来都是残酷的。

然而,对于那些观望的中间派大臣；或者是推行新法中存在过失，但对于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对于变法暂时还不理解但并不激烈反对的大臣。王安石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而是一律予以压制,把他们彻底推向了反对派的一方,壮大了对立势力。

此外,即便是在变法派内部，也存在小团体之争,这个也好理解，历朝历代皆是如此，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王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斗争。当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后，同为改革阵营的吕惠卿当权，期间并没有反攻倒算，推翻或迫害新政，当然，他也没有帮助王安石。

《宋史·吕惠卿》记载：

忌安石复用,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其者,无所不用其智。

王安石复任宰相后,没有团结这一股难得的改革派势力，而是立即上疏反斥吕惠卿,最终把他赶出朝廷，使得改革派的势力遭受损失。相反，还因此将吕惠卿逼成了坚定的“倒王派”。

宋朝的文官政治的确有一套，相互弹劾相互指责，今天你倒台，明天他倒台。而且，倒台之后也不消停，还能经常被复起使用。吕惠卿下台后就没闲着，开始上疏倒王:

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力行力年岁之间。虽矢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

可见,王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反对派和中间派的关系,即使同是变法派内部,也被他搞得七零八落，混乱不堪。充分暴露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短视和不成熟,这些都为变法的最终失败埋下伏笔和隐患。

而张居正在处理与同僚关系方面,则要高明许多，也开明许多，非常讲究策略和方式方法。

在他夺情以前,张居正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弹性,会区别对待，那些“以言乱政”者，说白了就是完全不听他话的，坚决予以清除,要么调离要害部门,要么提前退休回家养老。

同时,他又注意录用新的人才加入到变法队伍中, 《明史·张居正传》记载：

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

事实上,张居正也的确是按这一原则来举荐官员的。如素逆于他的马自强，因精明干练而受推荐；又如死对头高拱的心腹杨博，也被任为吏部尚书。这样,张居正在严厉打压一些坚定的反对派外，也积极团结了一批中立的和有才的。

在被夺情以后,张居正对于自己的变法改革，感受到了危机。为了维护自己倾尽一生心血的变法，他开始愈加强硬。凡是反对改革的,无论本人是否具备能力，是否可以团结拉拢,他一概贬斥不用，严加责罚。

甚至于,晚年的张居正开始以个人感情和喜好任用官员,公开的排斥异己，不加掩饰的予以打压，给改革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不过,好在由于他能继续掌控朝政大权,仍能按他既定的方针施行新政,所以改革还能继续的推行。但是，张居正身死之后，新法立即被废除的隐患，也就在此时埋下。

五、信念不同

历史上的改革家，历来都会遭到攻击和诽谤,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总有那么一大堆人，他们站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干，只要你想要干点事，立刻就会跳出来反对。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改革触动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势必要阻挠和破坏；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单单就是为了反对你做事，借此体现他们的存在。无论何种情况,面对排山倒海般的指责时，改革者的信念和毅力都会受到严峻考验,如何对待这种反对的声音，也能够充分体现出改革者的信念。

王安石在任宰相前,曾多次大力提倡要求重视人才。可当他掌权开始变法时,却没按这一方针来推行吏治改革,而是把目光首先放在经济层面。这其中固然有宋神宗急于求成的原因在内,但王安石不敢得罪大官僚集团,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因此,不敢大力推行吏治改革,也是王安石毅力和信念欠缺的一种表现。

在变法中后期，面对宋神宗和各方的压力时，王安石没有据理力争，而是动辄就以“撂挑子”相要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复相后意志开始消沉,屡次“谢病求去”。这时，他对变法的畏难情绪是显而易见的。

当儿子王雨方死后,王安石更是悲伤难抑,多次请辞。神宗见他去意已决,也彻底对他失去信心,让他去了江宁。从此,王安石就以写诗来消愁解闷，转移内心的失望和孤独情绪。由此可见,王安石对变法并没有特别坚定的信念,他本人的毅力也不足以使他担当起“中兴大宋”的变法重任。

相反,张居正在这方面却胜过王安石许多。早在隆庆年间,徐阶致仕时将国事托付于张居正,他就曾表示:

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

改革开始后,张居正明知整顿吏治会招致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但他毫无畏惧,表示自己“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怨诽有所弗恤也。” 当他遭到弹劾时,仍坚持初衷,声称：“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 表现出了一代改革家的无畏品质和精神信念，张居正改革能够推行,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勇于进取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尽管王安石改革和张居正改革表面上都失败了，但对于后世的影响却是天壤之别。张居正无论从认识、策略、步骤、方式和信念等方面，都完胜王安石。因此,王安石变法的成就，自然不能与张居正变法相提并论。

参考资料：

《宋史》

《明史》

《王安石变法》

《张居正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