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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以国军为主角的抗战电影能不能拍呢？

当然能拍。但主要应该是从总结历史教训，总结蒋介石片面抗战路线失败的角度来拍，这样对观众、对未来的历史都是有益的。

什么是蒋介石片面抗战路线呢？质言之，就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不能也不敢动员全民抗战；军事上是不可救药的唯武器论；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则寄全部希望于英美，完全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在抗日战争中，如果中国不能改变内部深重的阶级压迫、不能刷新政治，就不能变成一个政治上比日本更进步的国家，也就不能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就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才应该是抗日题材的电影反复重申的主题，因为这才是中华民族从抗日战争中获得的最可宝贵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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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血战台儿庄》开创了两个“先河”。这部电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并没有深刻揭示蒋介石片面抗战路线必然失败的命运，反而给观众一个错觉：只要指挥得力，将士用命，单靠国军也可以战胜日寇。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

台儿庄战役是国军能够打出的最高水平，但战役的胜利并没有战略性意义，甚至也没能阻止日军打通津浦线并占领徐州，遭到败绩的日军第10 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不久之后反而调升关东军参谋长，可见日军方面并没有将这次遇挫视为重大失败。

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整个八年抗战，国军在台儿庄战役中的出色表现仅仅是惊鸿一瞥，此后再也没有取得过类似的胜利。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腐败落后的政治不可能产生真正优秀的军队，也不可能取得持续的军事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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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和后来旨在把国军重新推上神坛的“国军主旋律”电影不同，《血战台儿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国军阵营存在的种种问题，这又使它成为迄今为止“国军主旋律”电影中最不错的一部，至今无人超越。

《血战台儿庄》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和剧本深受《李宗仁回忆录》的影响有关。

李宗仁将军在国民党政权覆灭后流亡美国十几年，痛定思痛，对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种种弊端有深刻反省，这成了他1965年毅然回归祖国的思想基础。他长期与蒋介石共事，对蒋介石的自私狭隘、刚愎自用也有入木三分的观察，许多细节为影片增色不少。

1993年，导演杨光远想复制《血战台儿庄》的成功，又拍摄了《铁血昆仑关》，试图将其拍摄成一部中央军版的“血战台儿庄”，但这部电影只能用“渣到家了”来形容，我观影的过程中几度产生呕吐的冲动。究其原因，应该和失去了类似《李宗仁回忆录》这样的底本制约，而杨光远想把国军塑造成光芒万丈的“高大全”式形象的冲动过于强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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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战台儿庄》中，有些直接来自《李宗仁回忆录》的细节颇为传神。

蒋介石在开封召集一、五战区高级将领开会，下飞机后稍事寒暄，李宗仁就向蒋介石提出，不要直接指挥五战区部队，有问题找他本人。

李宗仁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原因就在于蒋介石有越级指挥的习惯，有时甚至从最高统帅部直接打电话指挥到连一级，搞得战区指挥官无所适从，部队已经被调走了，还蒙在鼓里。这是国军无论在“剿共”战场还是在抗日战场都连遭败绩的原因之一。

听了李宗仁的要求，蒋介石面露尴尬，一脸强笑，连连说：“我对你放心得过，放心得过。”

但李宗仁没有见好就收，反而趁势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我以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请委员长放张自忠回去，率部参战。”“如果真的把他逼上绝路，那可就贻误党国了。”

这下蒋介石就不高兴了，面色一沉。因为人事问题是他最敏感的，他也不愿意让李宗仁当这个“好人”，更何况李宗仁居然抬出“党国”来压他，更让他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时，在一旁察言观色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开口了，他责备李宗仁道：“德邻兄，你这话过分了。委员长一直关心荩臣（张自忠的字），放他回去参战，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这个梯子架的好，蒋介石顺势就走下来了：“健生说得对嘛，其实这个事情冯玉祥、宋哲元也都和我讲过，既然德邻也是这个意思，那就下个命令，让荩臣即刻回部队，任59军军长！”

白崇禧立刻把话接过来：“委员长放心，这件事交给我具体承办好了。”

这一幕小小的“智斗”令人不禁莞尔。李、白两人配合默契，对蒋介石的心理把握准确，李宗仁绵里藏针，柔中带刚，“小诸葛”白崇禧长袖善舞，面面俱到，结果是蒋介石得了面子，李宗仁得了里子，占了上风，并得一员能战之将，可以放手在五战区一展拳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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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来到五战区之后，感念李宗仁的知遇之恩，在临沂保卫战中配合老冤家庞炳勋军团阻击板垣师团，打得很漂亮，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条件。

后来，一向瞧不起蒋介石的李宗仁不无得意和调侃地说，他之所以能够在五战区打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和蒋先生信守承诺，没有直接指挥五战区部队有很大关系！

（待续，2/3）

相关链接：郭松民 | 评《血战台儿庄》（之一）：重构对抗战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