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自刘邦开国以来，大封诸侯王，各诸侯国政治、军事、经济相对独立，形成事实上的国中之国，特别是吴、楚、齐等国，势力越来越大，对西汉政权的稳定带来很大隐患。因此，从汉文帝开始，就不断有朝臣提出削藩，削弱诸侯国的势力，最有代表性的是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策略，但没有引起文帝的足够重视。

到汉景帝时，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晁错出场，再次提议朝廷削藩，并上疏《削藩策》，明确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书》）意思是早削晚削，诸侯都得反，早削的话，诸侯王反得早，但准备不充分，祸乱小；削得晚了，等诸侯王们准备充分了，虽然反得晚一些，但祸乱更大。

晁错剧照

景帝最终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开始削藩。在抓住楚王、赵王、胶西王等几个诸侯王的过错，顺利削掉其部分封地后，准备向势力最强大的吴国开刀时，吴国联合楚、赵、胶西、胶东、济南、淄川等六国一起发动叛乱，终于引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吴、楚七国之乱。七国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联合起兵，进攻朝廷。

为了平息叛乱，景帝先是听从朝臣袁盎的建议，腰斩了筛议削藩的晁错并诛其九族，但叛乱并没有平息，最后只好派出大将周亚夫，率领三十六位将军镇压，几乎倾尽全国之力，历时三个月，才将七国之乱平息。

七国之乱的平定，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西汉政府各诸侯国的封地隐患问题，但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汉景帝借机剥夺了诸侯国的部分政治权力和管理权限，诸侯国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走向巩固，为后来汉武帝实行“推恩令”，彻底解决诸侯国问题创造了条件。

汉景帝像

晁错提出《削藩策》，引发七国之乱，虽然使朝廷付出了代价，但从当时的形势和削藩效果看，晁错无疑是大大的功臣，但他却落了个被诛九族的结局，实在是死的冤枉，死的悲惨，后世史家、学者无不为之叹惜。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晁错之死是因为袁盎陷害、景帝听信袁盎谗言，一时受蒙惑误杀了晁错。

从表面上看，也确实如此。但结合当时的形势和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看，好像并不这么简单。晁错之死，背后折射出更多的深层次原因，其中性格因素、权谋较量、政治利益纵横交织，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汉景帝政治利益需要的“替罪羊”，是宫廷权谋斗争的牺牲品，而这一切，都源自他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的性格缺陷。

（一）锋芒太露，树敌太多，埋下悲剧隐患

晁错在汉文帝朝时入朝为官，因才学过人，被文帝安排做太子舍人，辅佐太子刘启，因为能言善辩，善于分析问题，经常给文帝和太子分析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深受文帝和太子赏识，被太子称为“智囊”，后来升为太子家令、中大夫。

汉文帝剧照

文帝去世后，景帝刘启即位，马上提拔晁错为内史，仅次于丞相，从此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晁错因为和汉景帝的密切关系，仕途之路一帆风顺，青云直上，加上他的观点言论很合景帝心意，因此倍受宠信。他经常凭借自己和景帝的特殊关系，越过丞相等重臣，单独进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朝廷的法令制度，基本都被他改动修订了一遍，引起众朝臣的不满。

史载晁错“为人峭直刻深”—— 为人严峻刚直而又苛刻心狠，又有景帝的宠信，朝臣们对他又嫉妒又害怕。当时朝中有名望的大臣如丞相申屠嘉、外戚窦婴、重臣袁盎都和他相处不好，甚至心生怨恨。特别是袁盎，和晁错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史记》）你来我走，从不在一起说话。

袁盎

但晁错年轻气盛，恃宠而骄，根本不在乎同僚们对他有什么不满，依旧我行我素。为了自己上街方便，他甚至擅自把太上皇庙边的一块短墙给拆除了，这在当时可是砍头的大罪。因为晁错经常越级和景帝言事、感觉自己受到冷落的丞相申屠嘉，抓住这一机会立刻安排人写奏章，想弹劾晁错，借机除掉他。

晁错听到消息，连夜进宫去见景帝，承认错误后景帝宽恕了他。第二天申屠嘉呈上奏章，请求治罪晁错，结果景帝却轻描淡写地说：“这事是我批准的，丞相不必多心。”申屠嘉下朝，后悔地说：“我应该先斩后奏，却先奏请，反被这小子出卖！”回家后愤怒交加，吐血而亡。朝臣从此对晁错更加敢怒不敢言。

申屠嘉

（二）权谋博弈，晁错缺乏政治谋略

晁错虽然有才又受宠，但他的升迁之路太过顺利，缺乏必要的磨练，在充满权谋的封建官场，是典型的“书生政治家”，主要表现在，只知忠诚，不知忠须有道；只知谋国，不知谋身。出谋划策多从理论角度出发，对如何应对突发状况、会出现什么后果缺乏必要的对策。这也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削藩之初，他就得出诸侯王“削藩必反”的结论，但削藩引发七国之乱后，他却慌乱无策，至少两件事显示了他稚嫩的政治谋略。

一是策略失当，引祸上身。叛乱发生后，景帝召朝臣商议对策。晁错平乱心切，又不合时宜地提出请景帝御驾亲征。“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这么多兵，让别人带万一临阵倒戈怎么办？还是您亲自出征，我留守京城吧。”景帝听后连理也没理。

汉朝地图

二是舍本求末，议杀袁盎。晁错和袁盎本来就相互仇视，削藩前，他先派人调查袁盎接受吴王贿赂的事，奏请景帝诛杀袁盎，但景帝只是把袁盎贬为平民。七国叛乱后，他不是急于谋划应对叛乱，而是想借机先对付袁盎，连他的手下都极力反对。消息传到袁盎耳中，袁盎自然不会束手待毙，于是连夜通过窦婴牵线，进见景帝，说七国作乱，皆因晁错而起。鼓动景帝诛杀晁错，派人去吴、楚等国说明情况，叛乱自会止息。正为七国叛乱恼火的景帝，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谢天下。”——为了天下平安，舍弃一个晁错算得了什么！

几天后，丞相青翟、廷尉张欧等大臣又联名上书，以晁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为由，请求诛杀晁错。景帝于是“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汉书》）——晁错连朝服都没来得及脱，就被拉到东市腰斩了。

晃错结局悲惨

（三）政治考量，景帝迫切需要“替罪羊”

除了自身性格原因、导致树敌太多和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缺乏政治谋略，晁错之死最深层的原因，应该是政治考量的需要——他的死迎合了景帝统治管理、稳定政权的需要，也就是说，削藩成或者败，晁错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从实行削藩之日起，他就成了景帝用来统一中央集权、稳固西汉政权的“砝码”和“替罪羊”。因为对朝廷、对景帝来说，诛杀晁错，是应对当时形势的最佳选择：

其一，诛杀晁错，有利于平定叛乱。当时，七国叛乱打的旗号就是“诛晁错，清君侧”，虽然七国合兵，但有几个小国并不积极，诛杀了晁错，能够从内部动摇、分化叛军的力量，朝廷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以“清君侧”之名、搞叛乱的吴、楚等国。

吴王刘濞剧照

其二，从文帝朝开始，儒家思想已经逐渐成为主流。治国理政提倡仁义礼治。各诸侯国虽然坐地为大，威胁着朝廷的统治稳定，但诸侯王都是刘姓家族。削藩势必造成骨肉相残，与统治者标榜的“仁义礼治”相冲突。景帝自然知道这一点，所以，迫切需要一个“替罪羊”。晁错提出削藩，正好给了景帝武力清除诸侯国威胁的借口——削藩是外人提出的，为了避免刘氏家族骨肉相残，我连提议者都杀了。如果这样你们还不罢兵，就别怪我不“仁义”了。

反过来说，如果景帝真的是听信小人（袁盎其实是个声望很高的忠臣）谄言误杀了晁错，叛乱平定后，为什么不给晁错平反呢？

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

所以，晁错其实从一开始提出《削藩策》时，就已经注定了自己的悲惨结局。虽然他自己看不到这一点，但他的老爹却看得清清楚楚。《汉书》载——

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削藩是离间朝廷和刘姓诸侯王家族的事，出力不讨好，这么做，刘氏朝廷的政权倒是稳固了，而我们晁氏家族就危险了。我不忍心看到我们家族惹祸上身那一天。于是服毒自尽。即使如此，还是没令晁错改变主意。

晁错无疑是忠臣，一个正真、敢说敢做的人，但忠臣不等于良臣，忠臣只知尽忠报国，却不知自谋生路，即使赢得名声，结局也往往很悲惨，晁错之死，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参考史料：《汉书》《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