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十年（1805年），四川总督勒保入京觐见，嘉庆帝问他：“以你历任督抚的经验，僚属中哪一类人最得便宜？”勒保说：“能说话的人最得便宜。”嘉庆帝赞同道：“能干的人，因为善于说话，愈显得能干；不能干的人，也因为善于说话，使自己的毛病得到掩饰，即使事后察觉，当时也被蒙蔽！”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封建时代，做官的会说话才是第一要义，至于能力、操守则要排在其次。那么，在官场上怎么样才算是会说话了？大致来看，只要具备这六条，任何为官者都会无往而不利。

第一，说装腔作势的官话

官话的含义是多个方面的，首先是官话必须是能让人听得懂的北方话。这很好理解，比方说一个广东籍官员要是用一口流利的粤语和上司对话，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官话早在六朝时就已经形成，当时南方官员多以学说北方官话以彰显政治地位。元明以后，还将是否会说官话列入入仕的基本条件。

另一方面，大概是由于不少当官的说官话时，尤其是在对老百姓或属下说话时，多拿腔捏调，似乎不如此不足以彰显身份。而且越往后这种趋势就越明显，甚至乡音轻重往往和官位高低呈正比，即官位越高，允许保留乡音越重。

​再从社会角度出发，官话又可笼统称为当官人的行话，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套话，比如“殊与体制不合，所请毋庸置议”、“务须筹酌妥当，再容请示办理”，这些套话往往三言两语就可把属下和百姓所请轻松打发，叫你急不得、恼不得。

第二，说溜须拍马的奉承话

古代官吏的考核、升降、荣辱、赏罚都由上司掌控，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还想在官场上混下去，就不能不以取悦上司为立身之本。取悦上司的办法很多，但最省钱最保险的大概还要首推说奉承话。俗话说“千错万错，马屁不错”，又说“舌头上打个滚，翻过来不蚀本”，这都是对当官说奉承话的生动表述。

最为普及的官场奉承话，当然还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只有擅长说话，特别是能说奉承话的人才能取信久任，否则大多干不长，因此可以说奉承话得以在官场盛行，归根结底还是由体制决定的。

​第三，说陈词滥调的套话

套话是指在交际应酬中的客套话，又是指各种公式化的官场词语。比如官员汇报征收赋税时有“有征无解”、“通融拨给”，汇报救灾恤民时则“勉力捐赈”、“渐有起色”，汇报反腐清查时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等等。

在觐见皇帝时，讴歌大好形势或颂扬圣主英明什么的，也有许多套话。康熙晚年曾在一次与大学士等谈话中就有感慨：诸如励精图治、健行不息、圣不自圣、安愈求安之类的，不过是敷陈颂扬套语，此等粉饰浮语，盈溢于耳。

第四，说不切实际的空话、大话、假话

官场流行语中“假大空”是必不可少的，大话一般是出于迎合领导的意思，以表示忠顺。比如西汉惠帝时，上将军樊哙慷慨激昂说：“臣愿将十万兵，横扫匈奴！”其他人也同声附和。唯独季布说：“樊哙可斩也！”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刘邦亲率四十万兵，照样被匈奴打败，现在你樊哙以十万兵便可横扫匈奴，不是当面期瞒吗？可吕后却不以为然，没把季布的话当回事。

​第五，说迎合上司的顺话

官场的游戏规则是惟上是从，凡事不计其他，只求对上有交代，所以要么不发言，发言必是附和领导。大凡是做领导的都不喜欢当面抗争的下属，都爱听顺从话，最讨厌的就是像海瑞那样的部下。即便是圣明如唐太宗那样的皇帝，也逃不过这一铁律的支配。

我们知道，魏征经常和太宗争辩，所以太宗有时很不喜欢，会发出“会须杀此田舍翁”。但与此对应的是，宇文士及却很会说话，他说：“朝廷开会，群臣总是说陛下的不是，惹得陛下不悦。现在臣等倘使不说几句顺从话，陛下虽贵为天子，还有何乐趣？”太宗一听觉得很有道理，马上将这个会说话的宇文士及提升为中书令。

第六，说趋利避害的活话

上司恩威莫测，下官动辄得咎，保官其实比求官更难，所以无论是说话还是公文，都要趋利避害，老成圆滑。举个例子，比如地方上申报水灾，怎样向上级报告就是个艺术活。凡破堤之险、灾民之惨、损失之大，一定要尽量从虚从轻，以免追究失于防范、河工不固等责任。

​以上这六种官话是封建时代为官者必须要遵从的，不管朝代如何更迭，“真理”却永远不会覆灭。可以说，一旦掌握了这些说话技巧，最少也能保证官位不失，好一点的则是平步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