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知道一个事实。

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公元32年至666年的643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205次。其中，32—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423—666年共朝贡188次，平均1.3年一次。

在前半段，朝贡的稀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高句丽势力微弱，朝贡的资格还很难取得，直到北魏政权统一了整个北方之后，高句丽表现出对北魏的极大恭顺，终北魏之世共朝贡69次，而在北魏分裂之后，高句丽对东魏也非常殷勤，其立国17年间，入贡13次，同期，也偶尔会对西魏和南梁朝贡。

但是，当北齐建立之后，高句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由于北齐对周边政权的强势，总共27年的时间里，入贡6次，尤其是在北齐后期的17年间，仅入贡2次，转而靠拢南朝，同期6次朝贡南陈。

事实上，隋帝国建立时，其所面对的高句丽外交政策，正是这个由亲北朝转向亲南朝的时代，归根结底，在于高句丽此时在朝鲜半岛和东北地区的战略态势空前宽松，开始寻求建构自己的区域中心地位了。

所以，当隋灭南陈之后，高句丽的反应非常剧烈，见《资治通鉴》卷178：

（开皇十七年）高丽王汤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是岁，上（隋文帝）赐汤玺书，责以“虽称藩附，诚节未尽”。且曰：“彼之一方，虽地狭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虚置，终须更选官属，就彼安抚。王若洒心易行，率由宪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劳别遣才彦！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汤得书，惶恐，将奉表陈谢。会病卒，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公。元奉表谢恩，因请封王，上许之。

南陈的灭亡，意味着中国的统一已经不可阻挡，作为中国旧土的辽东，究竟自处，已经成为现实的问题，所以，隋文帝的玺书实质上是一颗定心丸，表态只要你表示臣服即可维持独立存在，而高句丽王元即位之后，也明确表现出了恭顺。

问题是，这个“政治秀”仅仅维持了不久：

（开皇十八年）春，二月，甲辰，上幸仁寿宫。高丽王元帅靺鞨之众万馀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

上闻而大怒，乙巳，以汉王谅、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将水陆三十万伐高丽，以尚书左仆射高颎为汉王长史，周罗睺为水军总管。

六月，丙寅，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汉王谅军出临渝关，值水潦，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周罗睺自东莱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风，船多飘没。

秋，九月，己丑，师还，死者什八九。高丽王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上于是罢兵，待之如初。

说得直白点，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高句丽王元就带兵来打脸了，所以，派出汉王杨谅率领水陆军三十万讨伐之，没想到后勤不济，大军损失殆尽，而高句丽也给了台阶，就此罢手。

而高句丽的这次寇边，有两种可能性：

其一是攻势防御，为了尽可能地将与隋朝的边境线外移，从而获取更大的防御空间，要知道，在隋唐时代，辽西走廊仍难以通行，如果能够控制大凌河连接的柳城道的部分据点，完全可以掐断隋朝从华北地区通往营州，也就是今天辽宁朝阳的交通线，从而与草原连成一线，对抗南方；

其二则是针对辽西北部农牧分界带活动的契丹、库莫奚部落，这些长期游荡在西辽河、西拉木伦河的游牧人，本身也不是什么安分之辈，很有可能对高句丽在辽西的地盘反复骚扰。

然而，不论哪种可能性，都说明高句丽的新王高元对于隋帝国的“面子”并没有他的表章的辞藻那么在意，他仍旧在寻求与隋朝分庭抗礼的可能性，或者说，把王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而这种心态，落实在战争中，我们可以发现诸多隋炀帝在日后三征辽东后刻意避免的“教训”。

首先，汉王谅军出临渝关，值水潦，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这条记载意味着隋军主力是经临渝关出发，沿辽西傍海道北行，这条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狭窄和沼泽密布，所以，一旦遭遇水灾，交通就会被彻底截断，数十万大军直接就被卡在塞外了。

所以，隋炀帝征辽时，首先做的就是开运河直达涿郡，然后转运粮草，直接在辽西屯粮，而非临时从华北调度运输。

其次，从东莱渡海奔平壤，沿路遇风，漂没极多，意味着一是对沿海风信气候不了解，另一方面就是船只太小或船型不合适，抗风能力太差。

所以，隋炀帝征辽时，命令来护儿造大舰，水师也规模巨大，没有遇到风暴。

可见，隋炀帝在征伐高句丽时，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历了一系列对开皇年间战略失败的教训之后，所进行的倾国之战，只不过他没想到的是，隋军雄厚的实力在辽东展开之后，面对持续不断的山城攻防战，仍旧只能旷日持久地硬耗。

这是技术上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隋炀帝对于突厥的预期威慑，见三解隋炀帝为什么宁可困死江都也不回老家，他到底在害怕什么？旧文，隋炀帝在大业三年北上草原之后，被启民可汗告知高句丽使者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突厥对高句丽的东西联合的出卖，而代之以让隋朝在东方的力量消耗。

而隋炀帝哪怕能够洞悉这一战略意图，仍旧不免入彀，因为他对于日渐复苏的突厥，可用的制约手段实在不多，尤其是对方表现出了十足的恭顺态度的情况下，只能采取杀鸡儆猴的方式，来维持越来越脆弱的和平和宗藩关系。

正因为如此，在征伐高句丽的过程中，隋炀帝摆出了一副静待投降的耀武姿态，却没想到高句丽并不屈服，这场战争，就滑向了不可控的深渊，最终葬送了他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