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2年春天，身处大漠王府的忽必烈接见了几个从邢州（今河北邢台）来的人，他们是邢州下属沙河县达鲁花赤（蒙古语长官）吕诚以及当地士人马德谦，因为听说忽必烈的贤名，前来恳求他派人前往治理邢州。

达鲁花赤是蒙古语的音译，意为“镇守者”，蒙古汗廷在各路、府、州、县设置达鲁花赤监督地方行政，位于当地长官之上，享有最后裁定军民政务的权力。

邢州并不是忽必烈的封地，这些人来找忽必烈干什么呢？

原来，蒙古建国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无完整的税收政策。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内部沿用草原部落时期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差役”和贡奉制度，在征服的地区则通过封赏等办法将财产、人口、土地等按等级划分给蒙古贵族，获得封地的蒙古贵族再向汗庭上缴税收。

窝阔台灭亡金朝之后，也将诸州郡户分赐诸王、贵戚和诸侯，共计一百多万户，而且各“设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颁之”。

邢州的一万五千户被分封给两个对成吉思汗有救命之恩的牧人兄弟。这对牧人兄弟曾经在克烈部的王罕偷袭时，给成吉思汗通风报信，立下大功。事后，成吉思汗封他们为千户，并可以子孙世袭。

但这这兄弟二人都是草原牧民，对汉地并不熟悉，尤其是对农业生产一窍不通。他们将管理邢州的事务交给节度使武贵，武贵只知道聚敛财富，拼命增加赋税，农民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盘剥。

邢州地理位置重要，“西带上党，北控常山。河北之襟要，河东之藩蔽也”，按照蒙古统治者的规定，汉地驿站上的负担也往往由民众承担。军队的调遣，官物的转运，一切都要经过驿道，农民在缴纳沉重税收的同时还要服大量的劳役，负担之重与日俱深，被迫四散逃亡，户口日益减少。

最后，邢州城从和平时期的一万五千户锐减到只剩百余家，“千里萧条，为之一空”，皆用土塞门，当看到外面没人时，才敢从洞穴爬出，官吏们则昼伏夜出，人称“鬼衙”。

忽必烈身边的谋士刘秉忠，不忍家乡老百姓水生火热，于是建议，“您不是向往古代帝王治国之道么？如今邢州民生凋敝，大王此时如果能救民于水火之中，将来天下诸侯都要效仿您。”

刘秉忠是金末元初的一个传奇人物，祖上都在金国为官。他比忽必烈小一岁，1220年，他五岁时，蒙古大将木华黎从金军手中夺取了邢州，成立都元帅府，让刘秉忠的父亲刘润为都统。他在忽必烈身边的时候，经常积极抓住机会介绍儒学，说，“孔子乃百王之师，立万世法，儒学乃王道之本。儒学不兴，世道难以安宁。国家如果没有法度，则祸乱自生。”

刘秉忠这种积极入世的儒家哲学无疑和忽必烈胸怀天下的志向一拍即合，忽必烈被刘秉忠的建议说得颇为心动，他也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让自己看看刘秉忠等人所说的治国之道是否实用。

于是，向兄长蒙哥提出申请，他说，“兄长您一向只认为祖父成吉思汗所定的札撒才是治理天下之道，并且对我所讲的汉人之法不屑一顾。现在请求您允许我尝试用汉法治理邢州，看看是否果真有用？”

在得到蒙哥允许之后，忽必烈委派近臣张耕为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同时任命王府侍从赵良弼为安抚司幕长。张耕是刘秉忠推荐给忽必烈的燕赵名士，刘肃是金兴定二年进士，曾经做过金国尚书省令史。

为了避嫌，忽必烈所委派的这些官员只是代为管理，邢州的岁赋收入仍然归原来的牧人兄弟所有。

张耕等三人到任以后，大力兴办冶炼，用铁铸锻各类器材并换成粮食充实官府财政，并印制纸钞用于取代原先金朝的货币，用于民间贸易流通。同时，积极整顿驿站，诛杀清退不法官吏。

在治理邢州的过程中，水利才俊郭守敬脱颖而出。他也是邢州人，当时邢州的几条河流因为遭到战乱破坏，张耕、刘肃等人到任后，发起了整治开挖水流河道的工作，并专门聘请郭守敬承担水利工程的总规划设计。

郭守敬根据家传学问，再加上认真的调查勘测，很快就弄清了因战乱而破坏了的河道系统。随后的疏浚整治工程，使蔓延的水泽各归故道。

河道的疏浚让农田建设有了水利保障，邢州的农业发展蒸蒸日上。

此外，邢州久负盛名的冶铁业也得到了恢复，冶铁户数达到了二千七百六十四户。“洗涤蠹敝，革去贪暴，流亡复归”，流亡民众纷纷回归，一个月之内户口增加两万余户。上级考核诸路州政绩的时候，邢州居然排名第一，“老幼熙熙，遂为乐郡，邻郡望之如别一国土着”，从此一跃而成为中原地方政府的楷模。

邢州是忽必烈用汉法治理的第一个地点，汉臣们在邢州试行汉法并举得成功，让他大喜过望。正在准备远征大理的他激动地说，“儒者，有为也！汉法，济世也！若二者兼用，天下则可大治也！”

这一次成功的尝试，不仅坚定了他继续实行汉法的决心，也让蒙哥及其他蒙古贵族刮目相看。元朝建立以后，忽必烈的太子真金曾经感慨到，“安得治民如邢州张耕者乎。诚使之往治，俾江南诸郡取法，民必安集。”

从此，忽必烈“益重儒士，任之以政”，对汉族士大夫更加予以重用，蒙哥也愿意给他更大的舞台去施行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