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60年代起，英国人赫德独掌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权柄几达半个世纪之久。他公开宣布：“本总税务司之所期待者：为中国政府恪尽职守，为关员谋求稳定满意之职位与优厚之薪给”。

在给清政府留下“体面”的同时，赫德又毫不犹豫地将海关的实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本来就是赫德自己草拟的《海关衙门章程》已经明文规定，“各关所有外国人帮办税务事宜，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其薪水如何增减，其调往各口以及应行撤退，均由总税务司做主”。而且他还毫不含糊地宣称，总税务司“是唯一有权雇用或解雇、升级或降级或迁调口岸的人”。本来按照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规定，外籍税务司只是帮办税务，是海关监督的从属人员。在名义上，中国的海关监督才是中国海关的最高行政官。但是， 赫德根本不把这个条约放在眼里（或许从中可见他对于清政府的真实态度），居然亲下通札强调：“税务司是海关监督的同僚，而不是属员。”这样一来，外籍税务司一反海关监督从属人员的地位，在各个海关越来越喧宾夺主，反观海关监督则越来越形同虚设，完全被架空。曾任北方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在1867年时就有感而发：“及赫德当总税务司……各口税务司之权日重，洋商但知有税务司，而不知有监督矣。”

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赫德才做到了“恪尽职守”。原本的大清海关是个肥缺，腐败尤甚：“海关衙门内的各级职位必须由贿买而来。官员们到职后必然猛刮一气，翻本得利。不仅塞满自己的口袋，还要报效皇室，敷衍上司，以固其职”。赫德走马上任之后，将英国近代文官制度与会计制度引入海关，将海关人员划定明确的级别，定期考核，以决定提升或辞退；还建立了奖惩制度和严格的纪律，要求海关人员必须服从，否则，将被课以罚款或辞退或开除。美国学者费正清是这样评价赫德取得的业绩的：“赫德对清政府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组织的高效率的海关服务工作”，“如果没有赫德有效的海关机构，各通商口岸的贸易和航运不会那样有条不紊地发展起来”。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赫德半个世纪的任期内，中国海关因经济困难而贪污、滥用公款或其他不正当违法行为的案件没有超过5起，这在晚清统治日趋式微、官场贪腐成风的大背景下，确实是一个奇迹。

除了法令严明之外，赫德自己对此还有一个解释，也就是他在日记里说的“从海关做起，试图对全体官员发给固定的薪俸，从而制止敲诈，保证有一个廉洁的政府”。这里也有一个背景，就是原先清廷海关的俸禄实在太低，上海的江海关最高官员“监督岁支养廉银六百两”，只及江苏省一个知县养廉银的一半。

赫德统治下的海关的确做到了给予海关职员们“稳定满意之职位与优厚之薪给”。他将海关的主要部门——税务部门分为内班、外班和华属三个部分。其中，内班薪俸900两到9000两；外班薪俸从600两到2400两；华属薪俸从240 两到1500两，算得上是货真价实的高薪了。至于赫德自己，当然更没有被亏待的道理。1899年，著名的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就说，赫德“一年的薪水是8000英镑”，按当时英镑与海关两的实际比价约1比7来计算，相当于56000两银子，抵得上清朝的亲王年俸（一万两白银）的5倍！话又说回来，能够享受这样高的薪水，还是洋人。譬如在1870年，总税务司署的官员共有15人，其中，英国11人、法国2人、美国1人、德国1人，大清没有任何人。全国海关也是洋关员一统天下，占据所有重要职位，华人关员只能在海关中担任巡役、听差、司门、司夜、排印人等最低下的工作，“无异下等仆役，供其奔走”，虽然他们的人数是洋员的7倍，也绝少晋升可能。除此之外，赫德可以在中国海关力除贪污勒索风气，而不能克服同样有严重危害的任人唯亲的官僚裙带习气。他在中国出人头地之后，他的家人随之而来。赫德本人的胞弟、内弟、表弟、儿子、外甥等多人均在中国海关坐拥高薪工作，个中原因，恐怕也未必见得了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