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全国大抵形成了晋商、陕商、徽商三大商帮。从明初到清末的500年时间里，陕西商人在陕、甘、青、新、藏、川、蒙、黔、贵的广大范围内，挟资千万，销盐于云贵，运布于江浙，贩茶于川湘，鬻皮于陇伊。三原盐商更以其特有的地理优势和经商理念，在陕商集团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三原盐商发迹于明初，壮大和兴盛于明中晚期至清中期，衰于清朝晚期。三原地处关中腹地，位居商道要冲。三原的鲁桥镇，被称为商贸流通的千年古镇，三原的腊八会，是历史上“关中第一大集”。三原盐商遐迩闻名，直到现在三原还保留着两个以盐命名的地方——盐店街，一个在县城中心，一个在鲁桥镇，均为过去盐商经贸集中之地。

从历史看，两淮是中国产盐最多的地区，明代时，两淮盐引大部分属输边数额，这为三原盐商在扬州等地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他们纷纷输粮、布、茶于西北“三边”换取盐引，再把盐引带到扬州支盐，从事盐业贸易。这些商人中“大多数是陕西三原人”。明朝中后期至清末，四川盐业一直为陕商所控，主力军仍然是三原人。如温纯之父温胡凤。万历时“挟资甚微，顾独饶心计，不数年息十倍……尝贾蜀”。三原盐商刘绍棠在四川开办盐业，仅在贵州仁怀所设的盐号“协兴隆”就拥有子号70余家，分布在仁怀到贵阳的各州县。三原在四川投资盐业最集中的要算东里堡，大盐商著名者有刘映箐、刘树棠、刘子良、刘质慧、胡砺金兄弟二人等，“他们的资产都在百万两以上”(李刚的《陕西商帮史》)，最典型的如刘子康，在自贡投资盐业，仅双洪井一号，就有盐灶数十，洪源井每天喷水千多担，有六百多口火，在自贡举足轻重，深受川人之妒。

清乾隆末年，陕西三原最大的盐商周梅村在朝廷里捐了个“朝仪大夫邢部员外郎”的官。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在其家乡建造了十七进院落的私人宅邸——周家大院。周家大院精致不亚于苏州园林之秀巧。现在我们参观的周家大院仅是原来的十七分之一，并且这一院还仅为原院的三分之二。三原盐商王恕官至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温纯官至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均是因富而官者的代表。据相关资料表明，明朝陕西两淮商籍出身的进士有姓名者29人，其中三原17人。清朝初期考中进士、举人者三原盐商有17人之多。

三原盐商发扬儒商之道，素怀济世安邦之志，因盐而富，因富而义薄云天，为明政府稳定边关、恢复和发展北方地区做出了很大贡献。令世人瞩目的是，每年大约从外省流回三原本地的银钱在2000万两-3000万两之间，造福桑梓，泽被后世。

同治年间陕西爆发回民起义，全县500余村，俱遭破坏，死亡26308人，而县城与东里堡、蔡王堡幸存，主要原因就是城防坚固，守备物资充分。东里堡修筑城防耗资银两共计30余万两，盐商刘映箐出资3万两，刘树棠出资2.58万两，刘居慧出资数万两。三原县城关盐商胡砺金兄弟为修建城防出资3.08万两，胡万廉拿出五六万两银子招募壮丁共守县城，传为佳话。三原旧时有清峪河阻挡两岸来往，为方便群众出行，清代大盐商温纯出资并倡导兴建了石龙桥。一直沿用到八十年代新龙桥修建，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因新龙桥发生险情而重新启用完好无损的旧“石龙桥”，一时传为佳话。

大盐商孙枝蔚，生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字豹人，祖居三原，为盐商世家，豹人体貌魁梧，性直，好讲兵事，成年后出走扬州一带经商，致为千金富，忽一日自悔且恨曰：“大丈夫当知万卷书，为国效力，我为何将龉龊之财学富家！”于是他弃商从文，刻苦读书，渐以诗闻名。康熙十七年孙豹人已近60岁，举博学鸿河科，因其字不雅，加之须眉皓白，使皇上反感，仅予中书舍人之微职。《陕西通志》称其为诗沉雄奇古兴至即书，不事雕饰。其自命在杜苏韩陆诸公间。

而盐商世家王恕、王乘裕父子，创办了“弘道书院”，培养了如马理、秦伟、郝世家等知名人物，逐步形成了“重气节，厚风土“的关中学派中独立的三原学派，是儒家学说在明清时代最为重要的支派之一。弘道书院在晚清的戊戌变法中发展成为弘道大学堂，成为西北地区最高学府。培养了诸如于右任、吴宓、范紫东、李仪祉等一代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