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大明权力场》 出版机构：台海出版社

万历王朝不仅商业发达、思想自由、舆论宽松，而且在这个时期基督教传入中国，也是东西方文化大交流、大碰撞时期。

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畅销引起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广泛关注，书中描写到正处于元朝时中国的那种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普遍流通的纸币，大元王朝的繁荣、自由与宽松呈现在这位欧洲人眼中，而这些对处于黑暗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天堂。

到了15世纪，奥斯曼帝国控制了东西方商路，以及货币黄金化，这些都促使了冒险家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首屈一指的就是东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似乎不可避免。

耶稣诞生后的第1583年，历史上最伟大的英王伊丽莎白一世写给万历皇帝一封信，抬头是“天命英格兰诸国之女王伊丽莎白致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王陛下”，伊丽莎白在信中表达了贸易互惠的想法，希望英中能够进行贸易，但是特使的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暴，这封信也随着航船沉到了海底，只到1978年才打捞起来。

耶稣会教士，葡萄牙人曾德昭在中国游历了22年，1636年他写成了《大中国志》一书，他在书中写道：

“他们极其清洁干净，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和公共场合，他们通常在街上设有三四处必需的或公共的休歇处。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他们回答说：大明有完善的福利，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他们每年给全国的老人举行节宴，由皇室支付费用，以示对老人的尊敬，因为老人是道德的代表。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们对外国人很有礼貌。他们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

孩子们在长辈面前必须侧坐，椅子要靠后，学生在老师面前也是如此，孩子们总是被教导说话要恭敬，即使是非常穷的人也要努力工作来供养父母直到送终。

我们惊奇的看到这个国度的贵人有良好的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问题时候的认真。他们有自己的科学革命和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他们富于文明和教养。他们的商业活动早于欧洲商业扩张时代，而且足以与之媲美。他们有先进的大船制造技术，其制造的巨轮，设计精良，远先进于欧洲。他们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人。

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在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明朝的政治体制如此描述：

“我自己亲眼看到即使皇帝也不敢更改这次公开调查的审查官们所做的决定。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经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的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者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所有的文件都必须由大臣审阅呈交皇帝。

“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否则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大其权力。当然皇帝可以对和他家族有关的人进行赏赐，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这笔赏赐不能列为公家赠款，皇帝所做的赠礼也不能从公款中提取。”

“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我们要称之为公众良心的保卫者的人，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他们如此恪尽职守，真使外国人惊奇，并且是模仿的好榜样。无论皇上还是大臣都逃不过他们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时他们触怒皇上到了皇上对他们震怒的地步，他们也不停止进谏和批评，直到对他们猛烈加以抨击的恶行采取某种补救的措施为止。”

“所有这些呈送给皇上的书面文件和对他们的答复，都要复制很多份，这样在朝廷发生的事情就迅速传递到帝国的每个角落。这种文件编辑成书，如果内容被认为值得留给后代，就载入本朝的编年史。”

“几年前，当今皇上想册立他的次子而不是长子为储君，因为这个幼子受到他和贵妃的宠爱，这一更易违反了国法，皇上收到了大量指责他的陈情书，最后皇上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在大臣们以集体辞职为威胁的条件下，不得不表示在立储这件事情上改变了主意。”

毛佩琦在他的论文《从明到清的历史转折》中写道：

1621年英人伯顿在他出版的《忧郁症的解剖》一书中赞誉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有组织良好、效率很高的政府，有完善的选拔举用人才的文官制度，其科举考试贯彻着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等等，以此对照着英国当时黑暗的贵族政治进行辛辣的讽剌。

他说：“中国人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贵是从德行上的显贵中提拔上来的。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由于出身的高贵。他们官吏的职务，不论在战时或平时，就是保卫和治理他们的国家；而不像许多人那样，只知道放鹰打猎、吃喝玩耍。”

这样，他便开启了“中为洋用”的风气。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17世纪前后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一方面西方的传教士带来了钟表、几何原理、机械、福音，另一方面，东方的内阁制度、考试制度、儒家文化也由这些传教士带到了西方。“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同时并举，在17世纪的欧洲不可避免的刮起一股中国热，在文艺复兴和儒家文化的推动下，终于迎来了欧洲的启蒙时代，结束了长达1200年的中世纪。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人用道德代替神学。”

1584年西班牙教士门多萨出版了《中华大帝国风物史》，书中说道：“中国的法律不仅惩恶，而且赏善。”

1624年，英国人赫伯特发表了《真理论》，他认为中国人没有享受过“天主的光辉”，但他们一样生活的很好，他借此向神学发动进攻，为启蒙思想的产生奠定基础。

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有影响力的书，书中说道：“在中国，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总督的高位，并且甚至还会成为国家的宰相。因为，作为孩子都是平等的。”

1756年，为了反对英国首任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的独裁统治，英国议会开始用中国的文官谏议制度来对他进行抨击。

1697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闻》，他在序言中写道：“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

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神学”是不合理的，他主张用孔子“简单朴素的语录”来代替神学。

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终于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热”，1769年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在这种情况下，百科全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霍尔巴哈更是主张以儒家理性道德观念代替基督教神性道德观念，并且像中国那样把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作为一个西方的旁观者，他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将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的国家，是一个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历久不衰，必须仰赖道德。”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发现在欧洲的宗教政治行将结束之际，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它自然法则和理性原则给欧洲带来一股新风，对于中世纪宗教政治的瓦解和启蒙运动的产生无疑具有加速度作用。与此相反的是，儒家文化在中国经过二千多年的运转却走近了一个死胡同，拜金主义、女色主义、非君主义都在不断的冲刷儒家文化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