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人有教养，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好，斐声中外。欧洲传教士鲁布鲁乞眼中的宋代简直是君子社会：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教、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儿，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忠厚是随处可见的高贵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他财物既不用上锁，也无需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助寻找，很快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常见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鲁布鲁乞认为，这是礼教的结果。

社会学家指出，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与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熏陶教育已经把外在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知，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从民众意识深处的劝导，达致社会教化的目标，从而达致期待中的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秩序。

礼治是对心灵的塑造，无疑对和谐社会构建具有深远意义，但在人际关系、经济联系不断扩大，社会生活日益世俗化的社会，惟礼治难以达致理想的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其实，宋代人有教养，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好，非独礼教之效，亦有法治之功。比如，在宋朝饭馆酒肆里的吃客都是二三人对坐，因为按大宋刑律，不得聚众饮酒，以防滋事。

再如，严惩赌博。宋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十九日下诏：“京城先是无赖辈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斩。隐匿而不以闻，及居人邸舍，僦与恶少为柜坊者，并其同罪。”对赌博犯罪判处斩刑，大大超出了以往的处罚力度，可谓空前绝后。

又如严禁官员“踰滥。与妓女的过分亲昵之举，当时叫做“踰滥”，属于“赃私罪”。按照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的一项立法，官员“若只因宴饮伎乐祗应，偶有踰滥，须经十年已上，后来不曾更犯罪，并与引见”。在法纪严明的情况下，宋代官员只要“偶有踰滥”，除了受责罚，政治前途也基本上结束了，须十年以上没有再犯，才有可能转官。可见，许多良好的行为，也是法律规则内化于心的反映。

宋朝在强化礼教的同时，大力推进法治建设。唐律及其疏议集封建立法之大成，是后世立法的典范，是中华法系的代表，而宋朝法律制度在继承《唐律疏议》的基础上，又有所改进和完善。在死刑案件的核准与会审方面，宋朝对于疑难案件，先由翰林学士和知制诰会同审理，不能决断的，由宰相、枢密使等高级官员会同复审，称为“杂议”，最后由皇帝做出裁决。

在司法鉴定方面，宋朝在唐朝的基础上，司法鉴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将法医检验制度推向了一个新高峰。其成就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法律上系统的检验制度的建立；二是出现了一部法医学的专著——《洗冤集录》。《洗冤集录》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国外，对亚洲乃至世界的法医学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代在刑事案件的发案原因、物证等方面的司法鉴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事方面的纠纷也不断增多。因此对契约等各种书证的鉴定，便成为正确处理纠纷的重要保证。

在官吏的断狱责任方面，宋代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官吏断狱的连带责任：案件的审判，由司理、司录参军负责审讯调查；司法参军根据审讯的结果检详法律，提出判决意见；判官、推官复审后，由州府长当堂宣判。官员对判决有不同意见的，可以提出，记录在案；否则一旦判决有误，所有参与审判的官员都要负连带责任。“应断狱失入死刑者（主典），不得以官减赎，检法官（司法参军）、判官皆削一任，而检法任赎铜十斤（相当于杖一百），长吏（州府长官）则停职。”这对于减少和防止错案的发生，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具有积极作用。

宋朝很重视法律教育。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在国子监中设律学馆，与太学、广文馆并称为“三馆”，作为中央的官学。律学设教授四人，命官、举人均可就读。律学分为“律令”和“断案”两个专业，前者以学习律令为主，后者以学习案例为主。每月一次大考（公试）和三次小考（私试），主要教材为《唐律疏义》《刑统》、编敕即令格式等，都是当时通行的法律。为了方便律学的学生熟悉和及时掌握朝廷最新颁布的法令，规定凡是朝廷新颁布的条例、法令、敕令，由刑部即送律学，以便学生研读。凡在律学读书的命官，如果公试律令、断案俱优的，可由吏部直接授予官职，而不需要再参加其他考试。明朝中后期和清朝以儒家经义为基本内容，以八股文为主要形式的科举考试的勃兴，法律教育不再受到重视。尤其是清朝，科举入仕者不懂法律，法律知识操纵于刀笔吏之手，成为司法腐败的重要因素。

宋朝的法律考试在唐朝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宋朝“明法”科考试较唐朝更为规范。宋真宗时，礼部贡院专门规定了明法考试的章程“向来明法止试六场，今请依‘尚书’例试七场，第一场、第二场试律，第三场试令，第四、第五场试小经，第六场试令，第七场试律，仍于试律内杂问疏义五道。”这一规定，体现和贯彻了“经生明法，法吏通经”的思想。凡是考取明法科，成绩较好的，授上州司理、司法、录事参军及判官等职；一般的则授各县的主簿和县尉。中央政府的法官，如大理寺的评事等，也往往选用明法科出身的人担任。至宋神宗时，为了适应变法的需要，普及、推广法律知识，改变旧明法科的弊端，注重法律的实用性，设立了新明法科。新明法科取消了经义的考试，另外加试《统刑》大义和断案。对于新明法科的考生，给予优先注官的优待，只要考取，吏部即可差遣为各州的司法参军，而且“叙名在进士及第人之上”。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参加明法考试的人日益增多，从而形成了“天下争诵法令”的风气。

除了明法科和新明法科的考试外，为了提高和保证官吏特别是司法官吏的法律素养，宋朝还实行以中下级地方官及司法官吏为主要对象的法律考试。这些考试的形式有：

1、官吏试法。宋建隆三年（962年）规定，凡是选派法官及职官，都要问法书10条，在吏部候选的官员，要试判三道，“只于正律及疏内出判题，定为上中下三等”，改变了以文辞优美为主要标准的考试方法。宋仁宗时又规定，凡候选注官的“选人”，要先录其以前做官时或是应考时所作的判词30道送上审核，如果词、理俱优的，具名奏闻，赴阙考试任用。宋神宗时，又以“试断案二，或律令大义五，或议三道”代替试判。考了上等的，可以免选，直接授予官职。此外，地方官员人满进京述职时，也要考法律。宋太宗时曾下令规定：知州、通判及州县幕职官等，秩满进京，当令于法书内试问，如果全不知晓的，要酌情予以处罚。

2、司法考试。宋代以“试刑法”作为选拔司法官吏所举行的专门的司法考试。端拱二年（989年）下诏，凡具有法律专长的官员，可以上表自陈，参加司法考试，成绩合格的，即送刑部及大理寺任职。咸平六年（1003年）又颁布了“试刑法”的章程：“自今有乞试法律者，依元敕问律义十道外，更试断徒以上公案十道，并于大理寺选断过旧条稍繁重轻难等者，拆去原断刑名法状罪由，令本人自新别断，若与原断并同，即得为通。若十道不全者，具状奏闻，乞于刑狱要重处任使；六通以上者，亦奏加奖擢；五通以下，更不以闻。”司法考试的内容为律文和断案。断案往往有一定深度和难度，以考查应试官吏分析与运用法律的能力。宋神宗时，出于推行新法的需要，对司法考试作了一些补充规定，并于熙宁三年（1070年）制定了《熙宁刑法六场格式》，对司法考试的程序、内容等作了明确规定。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司法考试的比较完整的立法，它对北宋后期以及南宋时期的司法考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宋南渡后，于绍兴元年（1131年）恢复了司法考试。终南宋之世，这一制度还是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