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顾志娟

　　7月31日，新世纪评级对山东寿光农商行的评级报告显示，该行不良贷款率一季度末上升至7.94%。农商行近来被曝出不良率激增的浪潮，似乎仍在延续。随着评级机构近两个月陆续公布对农商行的跟踪评级报告，山东邹平农商行、山东寿光农商行、山东广饶农商行、河南修武农商行等多家农商行被曝不良率大增，部分银行增至10%甚至超过20%。农商行是否进入了风险暴露期？

　　新京报记者多方采访发现，除了监管要求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计入不良贷款这一直接原因外，区域经济发展、农商行客户结构、风控能力等，是不良资产暴露更深层的原因。

　　一季度农商行整体不良率升至3.26%

　　贵阳农商行不良率飙升至近20%引发了对农商行不良暴露潮的关注。6月29日，中诚信国际一份评级报告显示，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从2016年末的4.13%飙升至2017年末的19.54%。中诚信认为，该行不良率飙升的原因是将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

　　贵州乌当农商行2017年末不良率由上年的2.02%猛增至14.96%。联合资信7月26日的评级报告指出，该行不良率大升同样源于2017年末一次性将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划入不良贷款。

　　河南修武农商行的不良率更高。据该行2018年同业存单发行计划，2017年不良贷款率达20.74%，较上年上升16.24个百分点。

　　三家山东的农商行也暴露出问题。据东方金诚7月9日发布的评级报告，邹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由2016年末的2.43%激增至2017年末的9.28%。根据年报，广饶农商行的不良率由2016年末的2.47%上涨至2017年末的13.90%；寿光农商行2017年末不良贷款率升至4.22%，且因未足额计提相关减值准备被审计机构出具保留意见。

　　据大连农商行2017年年报，不良贷款率由2016年末的2.91%增至2017年末的4.95%。联合资信7月23日发布的评级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末，该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的比例为161.43%，被列入关注类贷款科目。新京报记者计算发现，若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全部纳入不良，该行不良率或达12.93%。

　　山西侯马农商行的不良率之高震惊市场。据其6月18日公布的2017年年报，该行2017年不良率为26.28%，这还是在2016年末28.34%的基础上有所下降的结果。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卿表示，近期多家农商行的不良率上升，直接原因是监管对不良贷款的统计口径进行调整。此前部分银行没有严格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纳入不良贷款，现在将这部分全部纳入不良，导致短期内不良贷款快速增加。

　　据银监会数据，2017年农商行整体不良率一路上升，从一季度的2.55%增至四季度的3.16%。今年一季度，大型商业银行、股份行的不良率分别为1.50%、1.70%，城商行不良率1.53%，农商行不良率升至3.26%。商业银行一季度整体不良率为1.75%，农商行不良率远高于行业整体水平。

　　农商行受制于地方经济

　　多位受访农商行人士提到了地方经济对农商行资产质量的直接影响：地方经济下行，企业还款能力下降，农商行贷款的区域集中度较高，导致不良率上升。

　　一位东北地区农商行的副行长直言，农商行属于中小金融机构，最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其实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只不过体格弱的先倒”。

　　以邹平农商行为例，东方金诚报告指出，2017年邹平县地区生产总值较上年增长3.6%，增速同比下降2.9个百分点，增速分别低于山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3.8和3.3个百分点。该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纺织服装业产值下降14.8%、装备制造业产值下降21.6%，而这些产业恰恰是邹平农商行的贷款主要投向，且主要客户为中小微企业。

　　北京农商行一位支行行长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农商行客户群体中小企业较多，对经济下行的敏感性更强，“不像四大行面对的都是大客户，可能对经济下行的康复性能力更强一些”。

　　“政策层面对于去杠杆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企业资金链越来越紧张，很多中小企业持续借新还旧，靠银行的资金来周转，在经济下行的形势下，一旦企业周转不开，就形成银行的不良贷款。再加上农商行的贷款集中度高，容易引发不良风险。”上述北京农商行某支行行长说。

　　广饶农商行的不良贷款及逾期贷款分布在橡胶轮胎、化工、纺织、汽车配件等产业。东方金诚评级报告指出，由于轮胎行业产能过剩和环保政策限制，当地部分轮胎企业破产，并逐渐通过担保链条传导至整个行业和全县区域。该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29亿元的第一大不良贷款客户，基本处于停产状态；部分关注类贷款客户也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农商行资产质量较大程度上受制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情况，不良率激增的银行所在地区大多存在产能过剩、贷款担保公司代偿能力下降、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房地产杠杆较高等问题，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农商行的资产质量。”恒丰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杨芮表示。

　　先天短板：风控、化解不良能力弱

　　重规模扩张速度，轻经营管理能力提升，是业内认为农商行普遍存在的问题。天津地区一位农商行副行长表示，农商行体量小，同时因为人员、技术、管理体制、业务结构等原因，本身风险管理能力相对较差，化解不良的能力也较弱。

　　贵阳农商行就被中诚信指出，存在对信贷业务管理较为粗放、客户经理队伍整体业务素质偏低、分支机构审批权限过大且总行政策指导不明晰等内部管理问题。

　　农商行由原来的农信社改制而来。一位农商行支行行长表示，改制前农信社的不良资产包袱较重，改制中已经考虑过不良资产的处置，现在不良率方面出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历史遗留问题。主要原因还是这些银行自身的管理问题，包括风险把控不到位、客户结构不合理等。

　　杨芮也表示，农商行此前发展模式比较“狂野”，存在信贷业务结构不合理、业务管理粗放、贷款集中度较高等问题，化解不良的能力有待提高，方式有待多样化。

　　“农商行的贷款企业可能存在一些互保行为，在区域内如果出现企业违约，可能会发生连锁反应，导致银行坏账升高。在不良贷款处置方面，农商行的手段较为单一，回收难度大，也较难覆盖不良贷款的损失。”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卿表示。

　　专家称非全行业风险，区域特征明显

　　市场担心，近期出现的不良率上升的多个案例是否为农商行风险集中爆发的前兆？中信证券银行业分析师肖斐斐表示，不良率的上升并非农商行全行业情况，仅部分地区面临风险压力。据其统计，65家有发行同业存单且已披露2017年财报的农商行，平均不良率2.57%。在31家不良率上升的银行中，仅3家银行不良率升幅超过3%。

　　肖斐斐认为，农商行风险暴露的区域特征明显，集中在环渤海、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而非全面性的爆发。65家农商行分布的22个省市中，平均不良率前五为贵州、河南、辽宁、山东和吉林，北京、四川、上海和广东的平均不良率均在1.5%以下。

　　有监管部门人士向新京报记者表示，目前北京地区农商行资产质量相对其他地区较好，包括村镇银行在内，今年以来整体不良在下降。上海农商行人士透露，该行今年以来的不良率有所降低，外部评级也有上升。

　　“逾期90天以上的全部纳入不良，是一个重要的直接导火索。”天津某农商行副行长表示，农商行一千多家，有一些不良管得不好的冒出来很正常。只有原本资产质量管理就存在问题的农商行才会暴露出来，原本资产质量较好的农商行，并不会受影响。

　　“不良统计趋严并不影响银行的实际风险，只是使得银行的不良情况更加真实地暴露出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这一变化影响的不仅是农商行，此前通过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不计入不良的手段来有意隐藏不良的银行，都会受到影响。

　　杨芮预计，短期内农商行不良的暴露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资本的补充需求也会加大。长期看，随着农商行优化业务结构、客户结构，改善业务模式、管理模式，提高化解不良的能力，不良率整体偏高的问题会有所缓解。

Tags：不良率   农商行   不良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