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贵阳5月24日电(记者 高洁 李放)记者两点钟进村的时候，纳翁村上傍组村头第一家何天龙一家正在吃午饭，见到记者热情地招呼进去坐。等记者4点半采访完其他村民走出村子的时候，这家依然在吃饭，这次，何天龙拎着一桶苞谷酒就出来了。

↑上傍组村民的家。新华社发

　　记者进门一看，两小碗辣椒和豆子，五碗苞谷酒摆在桌上，何天龙的几位亲人朋友喝得满脸堆笑。村主任韦川告诉记者，这就是布依族过周末的特色方式，有些人家，农活不忙的时候，一大早就开始喝了。

　　纳翁村隶属于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鲁容乡，何天龙所在的上傍组自然条件恶劣，被列入易地扶贫搬迁的计划。前一夜的大雨把一户人家砌的台子冲垮了，汽车开不进去，韦川带着记者走了40多分钟的泥泞山路。快到村里的时候，记者在路边见到一位身穿布依族服饰的老人家在极为陡峭的土坡上种苞谷，撒着化肥，一个不稳，老人家差点摔下去，看得人吓了一跳。

　　记者问他们易地扶贫搬迁愿不愿意搬到县里去。何天龙的爱人立马回答，不愿意。她说她不会说普通话，住到县里去怕是出门连个厕所都找不到，买菜都不会买。

　　“要是全村人都搬走了，你们还不搬？”记者问。

　　“不搬，一个月给我一千块钱都不搬，我连钱都不知道怎么从卡里取出来。”何天龙的爱人说。

　　何天龙的爱人说的倒是心里话。符合异地搬迁条件的村子，大多都在深山老林里，长期与世隔绝，很多人最远就是走到村里的集市。特别是一些布依族、苗族聚居的村寨，村民们普遍都不会说普通话，不识字不识数。

↑右手残疾找不到打工机会的村民。新华社

　　山下的生活，当然比深山老林里好。只有挪出穷窝才能斩断穷根，这个道理穷了几辈子的山里人并不是不知道。可是故土难离、习俗难改，如何融入完全陌生的城市环境？一时间，顾虑与担忧超越了对新生活的好奇和渴望。

　　“像这样的人家工作是最难做的。”鲁容乡纪委大大吴建雄告诉记者。吴建雄出生在农村，读完大学后开始在乡镇工作，今年是他工作的第六个年头，但是他却感觉工作压力一年比一年大。

　　易地扶贫搬迁讲究的是自愿，为了不舍下任何一户困难群众，打消他们的种种疑虑和顾虑，吴建雄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组织观房团，政府联系一辆车拉着村民代表去安置点看房子，或者让已经搬过去顺利脱贫的群众去做说客等。最慢但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轮流来村里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把政策解释清楚，让群众心里慢慢有底气。

　　“有时候也憋屈，很多群众对于国家的扶贫政策还是不太理解，比如我们有专项扶贫资金，这是用来授之以渔的，但是一些困难群众以为这就是国家给他们的‘鱼’，应该把钱直接给他们自由支配。”吴建雄说。

　　对着记者，扶贫干部们将心里的烦恼和盘托出。“很多时候，我们着急，我们拼命在做工作，但是更多时候都是群众抄起手来等着看，在观望。”吴建雄说。

　　“像这个村子，我们来了很多次了，现在很多人的态度从‘坚决不搬’变为‘大家都搬我就搬吧’。”纳翁村驻村干部苏刊说。

　　苏刊说，即便态度有所转变也不能掉以轻心，不到搬家的那一天，村民的思想动态不稳定，时刻可能反悔。

　　“工作只能是做细才有效果，对于不愿搬迁的村民，我们只能采取车轮战术，一次又一次的来。”吴建雄说。

　　“搬出去之后政府并不是就不管了，至少会给每户人家找一份工作，小孩子上学也都有安排，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将政策解释清楚，解释透。”韦川说。

　　正值下午，纳翁村上傍组里静悄悄，除了记者跟村干部聊天的声音，只有牛羊的叫声最响亮，几乎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少数几个在家的青壮年，都多少有点残疾，因为找不到打工机会才在家务农。

↑在陡峭的山坡上耕种的村民。新华社发

　　“我们这几年也引进一些项目，种植百香果、红心火龙果等经济作物，政府补贴利息让银行贷款支持村民创业，希望有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能够回来，虽然回家来做工可能比在外赚得少一点。但是能顾家，照顾老人孩子，还是有很多人回来的。”吴建雄说。

　　“很多时候，还是要指望年轻人去做家里老人的工作。不过记者同志，我们这个地方虽然老一辈穷、没文化，但是大家都重视下一代的教育，这就证明群众心里都有脱贫致富的渴望，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种渴望更多的激发出来。”韦川说。

　　韦川告诉记者，布依族妇女基本有绣花的手艺，她们这些用于日常生活的本事其实也具备商业价值，有政府的帮扶，在城里站稳脚跟，没有想象得那么难。

　　而彻底拔掉致贫病根，确保精准扶贫成效何尝不需要这些基层干部们的“绣花功夫”？“钉子户”们的思想顾虑，还需要他们一趟趟的跑来谈心才能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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