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回忆傅振伦先生）

1935年7月，中国赴英国参展文物和随同的五人小组乘英国巡洋舰抵达普利茅斯港，开箱检查。左一为庄严（庄尚严）先生，左三为英国收藏家大维德爵士，右一为傅振伦先生。箱子上的英文为“轻拿轻放”供图/赵珩

“名家访谈”连载之赵珩五

傅振伦，字维本，1906年生于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北大历史系毕业，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中国博物馆学会、敦煌吐鲁番学会等名誉理事。

傅振伦先生是1999年去世的，故去已经18年了。

前两年我就想谈谈傅先生，起由是网上的旧书店在出售我给傅振伦先生的两封书信。

这两封信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写给傅先生的，用的是出版社的公文纸钢笔写就的，有可能是傅先生去世后，他的家人卖出来的。

说到信的内容，实在是令我有些汗颜。当时傅振伦先生几次找我，想出版他的一本《中国古代科技史》，可是因为当时出版社的经营状况，加上出版界的出版风气，这样的学术书不太可能有什么卖点，所以在信中我只好实话实说：如果想出版只好请先生自筹赞助资金。现在想起来真是觉得惭愧，也觉得很对不起先生。

说起来，父亲和我两代都与傅先生交往颇深。我认识傅先生是1958年，那时他刚刚从中国历史博物馆（即后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调到中华书局。傅先生调到中华书局后和我父亲有很多来往，那时我家还住在东四二条，傅先生常来，所以我从小就和他也很熟悉。

一个人一生能做几件大事已经不易，而他参与了好多件大事

1929年底，他先是随同马衡先生、常惠先生做了燕下都的考古发掘考察。燕下都在今天的河北省易县，自清代末年就开始出土了很多古泉，受到了琉璃厂肆古玩商的关注。到了光绪十九年（1893）居然出土了“齐侯四器”（先为大收藏家盛昱所得，后来转卖李盛铎，现存美国纽约），因此一直为马衡先生关注。傅振伦先生曾多次和我谈过燕下都考古发掘的旧事，可见是他一生中重要的记忆。当时去了三四天时间，三人中，只有傅先生是“小青年”，才不过23岁。马衡先生一直非常重视考古发掘工作，而燕下都是他一直想做的一项考古发掘工作。考察归来后，马衡先生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傅振伦先生都参与其事。这些工作包括联络地方机构和当地士绅，那时候归教育厅负责，当时河北省教育厅的厅长是大书法家沈尹默先生，他也是傅振伦先生的老师、沈兼士的兄弟，所以燕下都的考古发掘工作得到了沈尹默先生的不少支持。

正式的发掘工作大约是从1930年的3月开始，那个时候的考古工作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那种艰难是无法想象的。首先是条件艰苦，80年代傅先生和我谈起当时在燕下都的考察，他说那时候正是冬天，冷得受不了。其次还有战乱，1930年正式发掘时，军阀孙殿英的部队正驻扎在易县，多是散兵游勇，军纪不严，对发掘工作多有干扰。另外当地人对考古发掘也不理解，发掘出来的东西经常被哄抢，还会因为风水之类的问题到现场捣乱。所以在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为了保证马衡先生的安全，就先请他回北京了。但傅振伦先生等仍然留在当地坚持工作，这次考古发掘所有的文字记录都是由傅振伦先生做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又对燕下都进行了系统发掘，但可以说这些工作的初始者是马衡先生和傅振伦这一批人。虽然当时的规模很小，但却奠定了燕下都考古发掘的基础。关于燕下都考古的事，傅先生曾写过《燕下都考古记》，在我和他的接触中，也谈得最多，后来我负责《燕都》杂志时，也请他写过有关的文章。

傅振伦先生经历的第二件大事，是他参与了故宫文物的一部分南迁工作和两次出国展览。文物南迁不要说在故宫的历史上，就是在整个世界的文物史上都应该说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事。我们今天回头去看，工程之浩大、任务之艰巨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

事情发生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日本人不但占领了东北，还觊觎华北。1933年1月初，日本攻陷了山海关，华北门户大开，平津地区更是岌岌可危。所以在1月31日晚上，故宫博物院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上做出了将故宫文物南迁的决定。

那个时期的迁运文物可不能类同于我们今天，正值战乱，局势紧张，人力物力都匮乏，而且还有很多反对的声音，那真是压力重重，但决定还是力排众议做出来了。

从1931年底部分文物开始装箱，到北平沦陷之前，南迁文物装了1万3千余箱，耗时日久，再由汽车和兽力车陆续运到火车站，装上火车，沿京沪线先运抵上海、南京等地，再分散到西南贵阳、重庆等很多地方。也是在这一时期，1934年，傅振伦也正式调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实际上是作为马衡先生的助手和没有名义的秘书。

参加故宫文物南迁工作的有很多人，傅先生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很多后来很有名的人物，像后来到了台湾，并做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严先生，以及那志良先生等，都是故宫的老人。1949年后那志良先生也去了台湾，曾经出版过一本《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至于后来到故宫工作的朱家溍、王世襄先生等，都要说是稍晚些时候了。

在那么紧张的局势下，也是在文物南迁的同时，傅振伦先生还参与了两件轰动世界的事情，即两次文物出国展览：一个是1935年在伦敦举办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另一次是1939年前苏联中国艺术展。

伦敦中国艺术展1934年底开始筹备，1935年在英国伦敦展出，共展出了730多件故宫的书画、瓷器、青铜器，都是在南迁文物中挑选出来的。中外很多知名人士都参与其事，比如中国瓷器专家大威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展出时间大概是从1935年底到1936年初，前后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这期间也到法国等地做了巡回展览，傅先生也同时到法、德、意、瑞、比等国参观考察。故宫随同展出的有一个五人小组，傅先生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庄严、那志良、宋际隆、牛德明等四位先生。

伦敦这个展览很轰动，除了英国王室，还有很多国家政要、知名人士竞相去参观。萧伯纳就曾经说：这些文物太珍贵了，其实它们无需说明书，无需他人讲解，文物的本身是会说话的。

这个展览也出现了一些插曲。当时英国方面在编印展览图录时，附了一张中国文物分布地图，这张图上没有把西藏列为中国领土。护送文物的这些人都很爱国，看到地图非常气愤，就连同中国留学生一起据理力争，迫使英国当局不得不修改地图，重新印制了目录。

从英国回来后，傅振伦他们又在上海、南京做了几次小规模展览。为什么呢？因为在英国期间，国内有一些议论，诸如说文物被损坏了，丢失了，甚至有人说文物已经在国外被变卖了。因此为了辟谣，回来后，他们又把在英国展览的东西原封不动在上海、南京拿出来展出了一次。

前苏联的展览是在1939年，他们从存在西南的一些文物中挑选出一部分精品，拿到了前苏联。这一次傅振伦先生也去了，在莫斯科参与展览期间，他还去参观了圣彼得堡等不少博物馆，之后写了很多关于前苏联博物馆的调查报告。

当时傅振伦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遵从政府和马衡先生的意愿，费尽心机操办这些事，真是很了不起。做这些事情，一方面是为了展示中国的灿烂文明和悠久历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突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所以战乱时期我国的国际交往和正常的国际交流并没有停止。

1945年复员（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恢复）之后，傅振伦先生曾一度在东北教书，不久又回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

多学科并行，成就卓然

傅振伦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邓之诚先生的高足。毕业以后他留校做了一段助教，从事教学工作，同时帮助朱希祖先生做了很多史料汇编之类的事情。在史学方面他受到邓之诚和朱希祖两位先生的很大影响。后来通过邓之诚他得以结识马衡先生，马衡成为他一生的良师。可以说1929年他还没到故宫，已经和马衡先生有很多关联了，1934年他调任故宫，也是经邓之诚先生的推荐。

受邓之诚、朱希祖的影响，傅振伦非常重视史学史研究。他曾经做过《中国史学史通论》《刘知几之史学》《刘知几年谱》（刘知几，中国唐代史学史家）。这还不是他最突出的成就，他是位多学科成就集于一身的学者，主要在三个方面：中国的博物馆学、方志学和档案学。

博物馆学自不用说，他参加了很多博物馆方面的工作。尤其是他在欧洲和前苏联那一段时期，做了非常多的考察工作，并且做了细心地记录，写了很多考察报告，这就使他对国外的博物馆从展陈到保管方面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奠定了他的博物馆学基础，使他对中国现代博物馆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其次是档案学。档案学在我们国家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说到现代档案学，应该说傅振伦先生是奠基人之一。他的档案学意识非常强，他曾经提出一个观点：“档案是最崇高的史料”。再有，他在欧洲考察期间，同时十分留意欧洲的档案管理与利用，尤其对法国的档案管理有详细调查。他认为档案首先应该是对公众开放的，应该是有利于研究的。上世纪30年代法国档案馆已经每周两次向公众开放，这让傅振伦非常羡慕。另外，关于档案的分类管理、利用和研究，他都写出了很多具有理论性的文章，直到晚年他还到人民大学讲授档案学的课。

在方志学方面他也卓有成就。谈到方志学我们不应该忘记两个人，一位是朱士嘉先生，我也见过他，和他的儿子曾是同事，朱先生在方志学方面的侧重点主要是方志目录学。再有一位就是傅振伦先生，他著有《方志学通论》。傅先生在方志学方面不但有理论，而且身体力行参加了四部方志学著作的修撰，都是作为主要修撰人之一。

说起来很有意思，傅先生参与修撰的四部方志都与他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第一部是《新河县志》，河北新河是他的老家；二是《北平志》，北平则是他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三是《河北通志》，河北无疑也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他的籍贯所在地；第四部是《北碚志》，傅先生在抗战时期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贵州和四川，所以重庆的北碚也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部《北碚志》当时有一个修撰委员会，主任是由一个帮会头领、地方豪绅领衔，而修撰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就有傅振伦和老舍先生。

因此可以这样说，在史学史、博物馆学、档案学和方志学方面都有所建树的傅振伦先生，是一个全面的多学科学者。

晚年出版杂记如果思想再解放一些，应该更好

傅振伦先生1957年之后在中华书局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期间他也做了很多工作，除了为中华书局做的一些古籍整理工作，还整理了马衡先生的《凡将斋金石丛考》（凡将斋是马衡先生的室名别号）。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和我的父亲接触最多。

傅振伦先生的一生也受到一些政治运动的干扰，但不是太多。故宫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是被军管的，之后是三反五反，这些都没有太冲击到他。但和他一起组织英伦文物展的五人小组中的其他四人1949年后都去了台湾，关于文物南迁和出国展览对于傅振伦来是说不清的问题；另外他和马衡先生的关系过于密切，虽然马衡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在1954年去世之前也是不太得意的，这对傅振伦也有影响。傅振伦人生一个大的跌宕在1957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他被划为了右派，离开了那里。“文革”中1969年去了干校。但他算是长寿的，享年93岁。

傅振伦先生不仅是个全面的人，而且是有新思想的人，在档案学、方志学方面都有很多自己的心得见解，并不拘泥于旧式传统，所以他的思想一直是能够跟上时代潮流的。他晚年曾写了两本杂记，一本叫《蒲梢杂记》，另一本叫《七十年所见所闻》，他都曾题了字送给我。

《蒲梢杂记》记录了很多他亲身经历的闻见，在不少方面都卓有见地。而《七十年所见所闻》这本书却有不少令人遗憾的地方，有些记录价值不算很大，实际上以他一生的经历应该写出比这本好得多的东西。我不清楚这本书他是什么时候写的，可能是受到大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影响，感觉许多记录不是闪烁其词，就是语焉不详，甚至言不由衷。

举个例子，在书中他写到福开森（加拿大籍汉学家、收藏家，沦陷时期曾被日本人作为文化间谍驱除出境），他在这本杂记中对他的记录十分简单，并也说福开森是文化间谍，但据我所知，他私下对福开森是有较为客观的评价的。

包括他写马衡、朱希祖等人，叙述也极其简单，类似辞典。他们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仅仅是关于马衡、朱希祖的治学，他也应该能写得很详细，记录更多的事情。也许这是他晚年的旧作汇集，没有经过着力修订的缘故。这么好的题目却没有做好，我觉得实在可惜了。如果他能够思想再解放一些，把他70年中别人所不能见、不能闻的东西写出来，应该更好。

八卦传人，却无门户之见

关于傅振伦先生在中国武术方面的地位，知道的人很少。

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那是1972年。我小时候出麻疹后就有哮喘的毛病，不时发作，1971年到1973年是发作最严重的时期。我记得那时特别关心我哮喘的老一辈学人有两位，一是社科院的孙毓棠先生，时常让父亲带给我一些偏方、验方；再有一位就是傅振伦先生了。那时我家还住在和平里，有一天下午傅先生突然到我家来，我有些奇怪他为什么会下午来，因为他应该很清楚我父亲下午是上班的。我当时半靠在床上喘着，傅先生就在床边陪我聊天，主要谈的是八卦拳。

傅先生祖籍是山西洪洞大槐树，后来迁到河北新河。他家是河北望族大户，也是新河地区八卦拳的掌门，他的祖上就练武。傅振伦小时候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从强身健体的角度也一直坚持练习八卦。

他建议我练一练，说主要为了强身健体，说到兴起时，他还在屋子里练了一趟。之后我需要到医院去输液，傅先生是个非常热情的人，他看我家中无人，非要陪着我去和平里医院，并一直在急诊观察室里陪着我输液。在那里还是和我讲八卦拳，一再建议我要练武强身。说实话，我对中国武术一直不太感兴趣，因此知之甚少。稍微知道一点皮毛的倒是形意拳。我小的时候见过形意拳的掌门王芗斋，于是我就把我知道的一点关于形意的皮毛讲给傅先生，也谈到王芗斋和杨氏太极。

一般练武术的人都有些门派观念，互相瞧不起，就是同一门派，也有门户之见。我发现傅振伦先生了不起的一点是：他没有任何门户之见。他说中国武术的宗旨就是强身健体，只要练习，练什么都好，每一种武术都有所长。要知道他是一位八卦传人啊，这一点很了不起、是很值得尊敬的。

生活俭朴，身无长物

1985年我到北京燕山出版社工作之后，和傅先生的接触就更多了起来，通信也很多，也谈到他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等出版之事。傅先生对中国古代科技史一直有兴趣，他青少年时代的处女作曾发表在《世界日报》上，就是用通俗的文字介绍中国古代的发明。

1990年前后我去过他家很多次，因为他和罗哲文先生都住在安贞里，我经常两家一起拜访。每次去，傅先生都非常热情。

傅振伦生活很简朴，不修边幅，总是穿一身灰色或蓝色的布中山装，布鞋，戴一副黄白色的化学边的老式眼镜。不好吃不讲穿，从年轻时人就很瘦，晚年走在街上就像一个退休老工人，完全看不出是位有那么大成就的学者。傅先生英文很好，曾翻译过不少英文的资料，但是中文却有浓重的河北口音，不知道说英文是不是也如此？傅先生一辈子与文物打交道，却并不收藏，身无长物，更没有其他嗜好。他的藏书也不多，家里布置得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有些随意，墙上竟然还挂着一些十分俗气的挂件。他一辈子从事文博事业，但自己却没有雅致的生活情趣和旧时代文人的习气，他的字写的也不很好，不能不说是很奇特的。

然而，傅先生却是很具有新思想的学人，总是能跟上时代，他为现代档案学和方志学所做的理论建树，也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和他聊天很长知识，问他什么，他都能很详尽地悉致回答，是一个学以致用的人。

赵珩/口述

本报记者/王勉录音整理

(原标题：回忆傅振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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